《历史人文【优秀3篇】》

人文历史必看的书籍 篇1

1、《历史名场面》(套装共7册)

内容简介

《孔子大历史》

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君主集权的帮手，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儒家的本质，也就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本质。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得君行道”，做“帝王师”。孔子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无非是想当“国师”，后来他的学生卜商(子夏)真的成了魏文侯的“国师”。陈平原先生早年有篇文章叫《千古文人侠客梦》，其实中国文人有个更大的梦——“国师梦”，几千年来一以贯之。

不过话说回来，孔子的人生信条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只要想做事，就离不开权力，诸子百家中除了杨朱、庄周那样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大概没有人能摆脱对权力的依附。但儒家毕竟不是法家，即使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孔子及其弟子身上也时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首先，儒家第一次把“人”作为政治的目的。孔子说“仁者爱人”，“仁”就是拿人当人看，这是周文化的宝贵遗产。孔子的祖先商人可不是这样，在他们眼中“非我族类”都不是人，跟牛羊一样可以随意屠杀。西周王朝建立以后很快就废止了商代的人殉人祭习俗(西周早中期有少数实行人殉的墓葬，墓主大多是商遗民)，孔子本人更是连随葬人俑都反对

。周人把愿意接受华夏文明的人群都视为同类，儒家的“仁”也是不分族类，不分地域，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共同的价值观。中国能克服自然地理的巨大差异，成就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国家，这个共同的价值观起了关键作用。其次，孔子及其弟子反对贵族政治，却欣赏并且继承贵族的文化传统，包括贵族那种视荣誉高于生命的“迂腐”劲儿。

周代的贵族是“社稷之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隶，因此儒家为君权服务，但又不愿沦为君权的工具——用周人的词来说，他们是“股肱”，不是“爪牙”。他们总想“驯服”君权，让它规规矩矩为社稷、为百姓服务，虽然多数时候难以如愿，但久而久之培养出了“道尊于势”的传统。读书人跟皇帝的斗争，是“二十四史”中最常见的主题。陈寅恪表彰王国维这个清朝遗老，突出强调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笔精神遗产，也要拜孔子和儒家所赐。

本书是“借孔子看春秋”，孔子成了时代的一面镜子。周代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贵族时代”，孔子赶上那个时代的尾巴。作为“最后的贵族”，他痛恨那个“礼坏乐崩”的乱世，怀抱恢复“周礼”的梦想，政治上一辈子不得志，却无意中成为“万世师表”。要理解孔子，先得了解他身处的那个时代，这本书用浅近平实的语言，对周代的姓氏、称谓、礼仪、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加以介绍。作者虽然不是先秦史出身，但对这些复杂问题的把握相当透彻，读完此书，普通读者也能对周代社会有一个全面印象。

《南北战争三百年》

这是一本研究战争的学术专著。

聚焦的时代，是秦统一之后，分裂割据最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作者不是叙述战争的故事，而是试图探讨在胡汉种族差异、南北地域差异这样两个特殊背景下，所进行的战争中的某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是从司马迁到司马光等史家都比较忽略的。

本书有三个视角。一是兵种(骑兵、步兵)及其装备与相关战术的演进，作者会从先秦两汉的战史追溯其起源；二是通过这一时期南北之间发生的若干经典战例，分析战略问题以及战争中各种复杂因素(地理环境、军事技术、统帅素质等)的影响；三是讨论战争本身与各行为主体(政权)的关系，包括战备问题、财政问题、战争对政权运作的影响问题。

中国历史古籍浩如烟海，军事与战争的著作也十分丰富，《新唐书·兵志》更开启了正史中记载军事制度的传统。但是，即使是对于战争记载特别关注的《资治通鉴》，对于古代战争中兵种的运用、战术性细节的展开，也往往语焉不详。而这部书试图弥补其缺失，功不可没，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比如，作者认为西汉卫青、霍去病创立的骑兵冲击战术，用近距离搏杀对抗匈奴的远距离骑射，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飞将军”李广的悲剧在于他个人的骑射之长，不足以弥补所统部伍的短处，在匈奴人面前，顶多只是显示个人英雄主义色彩。马蹬的发明、槊(长矛)取代戟，都适应了骑兵冲击战术的作战要求。又比如，作者对于步兵方阵的分析，对于“陷阵”在两军对阵中的意义，要言不烦，能洞解史籍中许多不甚了然的记载。阅读本书的读者，重读《资治通鉴》书中关于汉唐时代的战争记事，会有很多的助益。

当然，战争问题不只是军事问题，战争其实是战争双方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政权内部问题的外在表现。因此，谈论战争与政权的关系问题时，就会涉及十分复杂的因素。作者在这一部分，试图超越技术层面，进行深入讨论，虽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却用自己的洞见启动了读者对于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索。

《水浒寻宋》

论《水浒传》的思想倾向与价值观念，不仅复杂多歧，甚且颇有冲突抵牾处。即以贯穿始终的“替天行道”而论，统治阶级的主导意识与被统治阶级的叛逆思想就割不断理还乱地杂拌纠葛在一起。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其道便由“天命所归”的天子所出；唯“天下无道”时，才企望有人挺身而出“替天行道”，拯百姓于水火，解黎民于倒悬。由此可见，“替天行道”尽管未必等同于革命思想，但至少为苦难民众保留了对无道统治进行武力批判的话语空间；但“替天行道”毕竟无法跳出“天命”的磁力场，不仅“天子昏昧”往往归咎于“奸臣弄权”，造反领袖也必然与生俱来具有皇权思想。唯其如此，鲁迅说的“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等等，也确实都是小说所表达的意向。

撇开主题思想不论，《水浒传》堪称是一部以梁山好汉兴灭聚散为主线的宋代社会风俗史。小说从高俅迫害禁军教头王进切入，拉开了“乱自上作”的序幕；随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触及了渭州地头蛇迫害江湖女艺人的底层冲突；而后借由鲁智深与林冲相识，摹绘出东京市井的人情风光，御街、大相国寺、东岳庙与东京第一酒馆樊楼，令读者宛如置身其中；以郓城风土人情为背景，交叉推进宋江与梁山好汉以及与阎婆惜之间的复线描写；而武松杀嫂与斗杀西门庆，则让阳谷县社会诸阶层栩栩如生；其他诸如花荣清风寨的烟火，江州城里的官民众生相，高唐州里统治阶层的内部斗争，以祝家庄为代表的豪绅农庄，大名府的城市风貌，东京城的元夜灯市与李师师的行院风情，泰安州的庙会与集市……伴随着情节的推进，逐步展开了宋代政治历史与社会风俗的文字长卷，在广度与深度上远胜过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从南宋初期流传的水浒故事，经街谈巷语、宋元说话与金元杂剧等多元样式与不同地域的持续敷演，到元明之际形成了百回本《水浒传》主干部分，所呈现的也是宋元时期的社会情状与思想风俗。读者大可以借助百回本《水浒传》，去探寻宋元时期的社会风俗。作为话本小说，《水浒传》当然有其夸张失实之处，例如战争情状的叙述与道术魔幻的描写，但绝大部分内容却非闭门造车、向壁虚构，而有宋元社会的生活细节作为其叙事依据。只要在《水浒传》里细心梳理，认真抉发，宋元时期的制度衙署、法律宗教、社会经济、市肆商业、科技军事、阶级身份、礼仪习俗、衣食住行、戏曲杂技、体育游戏，等等，都留有弥足珍贵的吉光片羽与毫不经意的雪泥鸿爪，足以成为还原一代制度风俗或典故名物的文学性资料，倘再辅以其他文献记载，相关研究或能别开生面而喜闻乐见。

《南宋行暮》

本书将南宋光宗宁宗时代定为由治世折入衰世的转捩点，主要还是立足于政治史层面。尽管对政治与军事直接波及的社会经济(例如纸币危机)与思想学术(例如伪学党禁与理学官学化)也有所论述，但限于当初撰述的结构体例，未曾做深入细致的展开。而社会、经济与文化诸领域的运行轨迹，与政治上的折入衰世也未必那么同步与一律，它们仍有自己独特的路径，甚至在政治上折入衰世之后，在相当长时段内仍会惯性地前推或滑行。惟其如此，法国学者谢和耐才断言，“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在13世纪，“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和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

然而，他还是强调，“13世纪中国南方之安定繁荣的印象只不过是幻象。在此幻象背后的，却是国库之连年悲剧性的空虚，农村之贫困和不满，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党争”。值得提醒的是，13世纪开端时当宋宁宗继位的第六年，庆元党禁尚在进行中。既然在传统中国时代，政治总是决定一切的，政治史的转捩也或迟或早必然波及整个社会的其他层面。这种全局性影响在宋宁宗在位期间也业已显现。

南宋历史走向的逆转正是定形于光宁时代。以政治史而论，南宋皇权的一蹶不振和权相的递相专政始于这一时期。以经济史而论，嘉定初年爆发的纸币信用风潮标志着南宋社会经济自此跌入了全面失衡的困境。以军事史而论，开禧北伐的溃败和嘉定之役的支绌预示了南宋在即将到来的宋蒙战争中的败局。以思想史而论，嘉定时期理学官学化的前兆折射出统治阶级在社会危机面前向新的统治思想求助乞援的迫切性。

如前所述，本书旨在展现南宋王朝不由自主地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然而，中国史上长时段王朝几乎都有类似时段或事件，南宋正是这样折入衰世，并最终走向覆灭的！

《大一统》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王朝统一，都要带来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统一车轮的转动，不但需要军事上的成功，同时需要强大的政治优势。对于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来说，后者似乎更加重要。

13世纪以前，在中原地区立国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曾经做过统一的尝试。留下的却是失败的记录。八公山的“风声鹤唳”，葬送了前秦君主苻坚的前程；采石矶的兵变，送掉了金朝皇帝完颜亮的性命。13世纪下半叶，元世祖忽必烈终于以自己的行动，创造了两个“第一”的纪录：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第一次统一了中国，这次统一不但使大江南北重为一域，结束了五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还把云南、西藏和西域地区划进了统一的版图；如此范围广大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出现。

为什么忽必烈能够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在元朝的政治机制和文化因素中，有什么成功的秘诀？希望通过本书的介绍，读者能够找到答案。

统一浪潮滚滚向南，素来以“正统”自居、以“偏安”为计的南宋君臣，被迫演出了一场场悲剧。他们的恐惧、忧虑、妥协乃至抗争，构成了大一统进程中的另一重要内容。失败者的命运，读者在本书也能清楚地看到。

公元1276年，是这次统一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年份。本书试图以纪实手法，将这一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连缀成篇，向读者展示出一幅简短而生动的历史画卷。本书不详细介绍统一战争的过程，而是把重点放在描述出社会变革带来的政治冲突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南明史：1644—1662》

这本由美国学者司徒琳教授撰写的《南明史》学术严谨。其书原文近三百页，而注释、地图、索引、参考书目和附录等就占据一百三十多页。书中所列中文、日文和西文参考书目达三百多种。从这些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出，原作者在《南明史》的写作过程中，已将有关南明的重要著述大致收罗殆尽，足见原作者治学态度的严谨。

本书以西方地缘政治学理论做为基础，不断释放史学见解。在其历史叙事中，朝臣中清流和浊流的不睦，文官武官的倾轧，成为南明政权崩塌的重要原因。这种见解和国内明末党争的论述相互呼应，显得平实而贴切。然而，读者应该留意，英文版《南明史》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是“忠臣”(Loyalists)。在作者看来，忠臣是南明诸政权的支撑者。

其实，南明时期，弘光等政权的相继建立和维持是和中国民族主义的激发分不开的。清朝之前历代的中国虽然是帝制形态，但汉民族居住区，府州县分界而治，各级官员考绩流转，文官国家制度早已形成，并且得到黎民百姓的认同，遇到外族入侵，就会激成民族主义的对抗。明末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事件无不与民族主义反抗情绪相关联。南明时期，农民军也和南明政权妥协，联手反抗异族的入侵，国内史学界称之为“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这种情形说明，在统一的文官国家制度发育较早的中国，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意识早已形成，它的存在并不借助现代国家的形成。

上个世纪末以来，西方学界出现一股强劲的民族主义研究热潮。但是，涉及中国民族主义时，大多数研究只关注民国以来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他们否定中国帝国时期存在着民族主义，而认为民族主义只是现代国家的产物。比如，加州大学教授韩禄伯(Richard E. Strassberg)于1983年撰写的《清初文人孔尚任的世界》就是如此。书中使用“Nation”这个词时很谨慎，往往用“忠臣情节”“反清情绪”等来替代民族主义一词的使用。这一点和英文版的《南明史》缺少民族主义的讨论是一致的。有关明清之际的海外汉学著作中民族主义讨论的缺失，反映了西方学界在中国问题上价值体系的特质。这或许正是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的分野所在。指出这一点并无损于这本《南明史》的价值。正相反，译者认为这本《南明史》用西方人的视角和方法解读了明清之际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它严谨的历史叙事，独特的史学见解，为中国历史研究做出了贡献，是海外汉学著作中的佼佼者。

《从汉城到燕京》

本书旨在述说朝鲜使者在中国的故事，目的是揭示朝鲜人眼中的景色，引领我们重新体会各种历史故事，进而探究朝鲜读书人的世界观，阐明他们心底的中国与天下究竟有多远有多大。

从元代开始，直至清末，朝鲜人沿着几乎一致的路线，络绎不绝，由朝鲜前往中国，从汉城到北京。相较于中国内陆，辽东地区诸如“凤凰城”“锦州”等小地名跃然纸上，理由不外乎这是朝鲜人的必经之地。

明清时代的中国曾有一套与周边国家互动的游戏规则，学术式的称呼是“朝贡册封体系”，也就是经由中国承认周边国家的政治主权，周边国家名义上向中国效忠，相互允诺所形成的国际政治关系。笔者无意深究朝贡体制的兴起与衰落，只想指出，缘此制度，朝鲜必须履行外交义务，逐年向中国派遣使节团。因此，朝鲜人在中国的旅行像是惯常的风景，他们穿梭于贡道上，从中国带回最新的情报。这条路线是通向世界的窗口，主要向朝鲜展开。

朝鲜素称礼仪之邦，自号“小中华”，也就是最像中华的外邦。朝鲜自1392年开国后，仿效明朝制度，科举同样使用儒学经典，是一个处处复刻明朝的国度。理解这一层，才能想见朝鲜使臣履及中国土地的喜悦与振奋：这不仅是政治上的宗主国，更是文化母国，前往中国的使行不唯是政治任务，更像是朝圣问道的实践。

这种情况在清代突遭巨变，代明朝而起的清朝不是汉人政权，而是源自东北，被朝鲜视为“夷狄”的“女真人”。如本书正文所示，清朝代替明朝兴起是对朝鲜最严重的打击，他们一方面咀嚼明朝灭亡的悲伤，另一方面思索何去何从。小中华如何自处世界，是数个世代朝鲜读书人的疑惑。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已亡，指责清代的汉人不思念明朝。于是朝鲜使者在中国的旅程，像是寻访明朝的过往，他们凭吊逝去的文化母国，即使政治上服膺大清，内心却未曾退让一步。

明清时期的中国是怎么样的时代？这是复杂的问题，朝鲜使臣在中国的见闻像是一条线索，提供与众不同的答案。前往中国是此生难得的际遇，因此不少跟随使节团进京的读书人，将所见所闻写下，这可能是一份日记，也可能是提交官方的报告书。相较于呈交官方的报告书，性质私密的日记更引人注目。日记像是封藏心底的悄悄话，只能跟自己说。根据现有的研究可知，写作日记的动机，部分是为了回国后出版一本最权威的“中国观察”，因为得以前往中国的终究是少数，光荣返乡的人才有话语权。无缘一睹中国的朝鲜人才是多数，他们通过阅读前人的笔记、日记、报告书，在朝鲜体验中国。由此观之，朝鲜使节团实扮演多重的角色，他们不仅仅是政治使者，更是中国观察团、中华文化的传译员，他们与朝鲜国内的读者共享眼前的中国。

深入朝鲜使者的日记，是理解朝鲜世界观的第一步。我们必须反复切换中国和朝鲜的视角，在交错变换的过程中捕捉朝鲜读书人的思想状态。观看中国地图的方法，是以朝鲜为中心，画一个同心圆，层递推展，含括全局。因此，阅读中国，就是理解朝鲜，而朝鲜使臣的中国之旅是完美的机遇，提供所有必备的素材——文化认同、历史知识，以及大时代的冲击，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故事。

2、《如何向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内容简介

通常来说，日常事物正是人类学家的兴趣所在。本书会从人类学的根本关切——“文化”出发，接着再考察另外一些概念：文明、价值观、价值、血缘、身份认同、权威、理性和自然。这本书某种程度上是一幅指导性的地图，它的目的是为探索更广阔的疆域——我们生活的疆域——提供指引。对他人生活的认识事关重大，我们自己的生活始终是由此才得到界定。

人类学并不只是提出批判，不只是指出我们对“丰裕”“文明”以及“血缘”的理解是因文化而异的，或甚至被常识中的盲区所遮蔽。人类学还给出解释。尤其是，它解释了何谓文化以及它如何成为人之为人的关键。我们不是机器，我们并非被强烈的“人类本性”所控制，也并不单纯是基因的产物。我们可以做选择。

人类学是一门表面看起来几乎没有实践和职业价值的学科。这意味着其价值在当今的学术氛围中变得越来越需要被解释和被澄清，甚至偶尔会带来关于学科存废的恐慌。但是，人类学为思考现代社会提供了极为有益的路径。

人类学家被训练要从整体的视角，观察各种社会和文化如何运作，你会去观察各部分之间如何联动。而在金融界，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另一方面，如果你有人类学教育背景，你会试着把金融放到文化语境下。金融领域中的一切行为都与文化和交流相关。

无论你是关注伦敦的金融市场，或是其他让你感兴趣的事情——比如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传统生活方式，或者是印度教的仪式，或是为什么有些非政府组织的项目失败了而有些成功了，或是如何在香港卖汉堡，又或是如何理解土耳其人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如何找到和帮助那些住在社会福利住房里的家庭暴力受害者。选择整体性的思考方式，试着理解其中的文化动力学，都会让你受益匪浅。

3、《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

内容简介

回首20世纪，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中苏关系无疑是最重要也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双边关系之一。虽然21世纪已进入所谓“后冷战”时期，但当前中俄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冷战”与“后冷战”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都无不向历史学家提出这一要求：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

有鉴于此，为了“着重反映近年来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整体动向”，2009年1月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在上海召开了题为“冷战与中苏关系：外交、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国际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热烈回应，共有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加拿大、日本、匈牙利、塞尔维亚、新加坡等国家的40多位学者参加，其中30位学者提交了自己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并分9个单元进行了主题发言。本文集就是在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

这次“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反映了当前国际学术界有关中苏关系史研究的特点——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和研究课题的多样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目前国际学术界有关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30个研究报告涵盖了自1940年代后半期至1980年代末的时代跨度，研究领域没有局限于政治、外交，而是延伸至经济、文化、社会等以往中苏关系研究中较薄弱的领域，且研究课题丰富多彩。

冷战结束以后不久，国际学术界即开始摆脱冷战时期的思想限制而重新审视中苏关系史，此时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梳理大量的解密档案，重新构建中苏关系的历史框架和史实描述，并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外交领域。

从20世纪末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学者们一方面继续考察中苏双方之间的政治和外交活动，其研究重点集中在1980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阶段，并注重在国际冷战的整体框架中把握中苏关系的变动，另一方面又开辟出一片新的研究天地，这表现为研究视角开始多样化，研究领域逐步从以往的高层政治扩展到经济、文化、教育、司法等方面。这些研究所采取的新视角与新研究领域的出现大大推进了中苏关系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它们不仅比较全面地勾勒了中苏合作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中所具有的复杂形式，也揭示了在基层水平上中苏合作所面临的问题与累积的矛盾，从而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中苏合作及其影响——特别是对曾以苏联为样板、全面学习效仿苏联的中国的影响——的认识。由于篇幅限制，本论文集从30个主题发言中挑选了22篇论文，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九大主题，力求尽量展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以此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阅读方法指导 篇2

主要读书方法

21世纪是信息飞速发展和快速传递的社会。面对琳琅满目的书籍报刊，人们既没时间也完全没有必要全部精读细读，而应依据书目和实际需要区别对待，有所选择。

1、三读法

浏览性的泛读。对大部分浅显易懂的书或阅读价值不高的书籍报刊，可采取浏览法，即“随便翻翻”，以大致了解其主要内容，或通过看标题、目录、内容提要、前言等，以求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探求性的速读。有时读书是为了达到某个特定的目的或完成某项任务，如寻求某个问题的答案，专门搜集某方面的知识等，这就要求“一目十行”。快速阅读的奥秘在于让大脑跑在眼球前面，掌握快速阅读的孩子每分钟能读200多个字，未受训练的每分钟只能读十字。速读能求得新知识新信息成倍成倍增长，赶上时代发展的需要。

品味性的精读。对名篇名著和其他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需要静心细读，体会立意构思，揣摩布局谋篇，欣赏妙词佳句，像人吃东西那样，经过细嚼慢咽，才能把书中的精华变为自己的知识营养。有的好文章要反复地读几遍，甚至熟读成诵。

2、“不动笔墨不读书”的方法

圈点勾画。即用相关的符号在书或文章上记录下自己阅读时的见解、感受，或爱，或憎，或疑，或思，如用“。。。”、“?”、“┄┄”符号分别标示重点词句、疑难困惑、偏差错误等。

作批注。即在文章旁边写出自己的见解和感受。可以品评遣词造句的精妙，写出自己的理解、体会和感想，可以谈谈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见解或由此引发的联想，还可以指评原文的纰漏等。

写读书笔记。可作摘抄、编提纲、写体会。

作卡片。为了便于记忆和积累，鼓励学生把名言警句、精彩片断、佳词妙句等写在卡片上，以随身携带，随时翻阅、背诵。

进行再创作。包括续写、扩写、缩写、改写等形式。改写又包括改人称、改写法、改体裁等。

以上“动笔墨”的方法，要根据学生年级不同，在要求上体现差异。低年级主要是圈点勾画、作摘记、作卡片；中年级编提纲、作批注；高年级写体会、再创作。

3、边读边思考的方法

边读边思考是阅读的基本要求，也是其他各类方法的基础和前提。应通过概括内容、复述原文、体会思想感情、分段分层、理清文章条理等多种形式的专项训练，引导学生逐步掌握分析、概括、比较、综合、联想等思维方法，达到以读促思、以读促写的境界。

阅读方法注意事项 篇3

阅读方法：平心静气审题，切忌粗心

在解答阅读题时，千万不要慌，要静下心来，按照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思维方式，先从容易的入手，逐渐的打开思路。粗心是学习的大忌，对于语文的阅读理解也不例外。在审题的时候，要像对待数学试题中的数字一样，认真看清每一个字、词、句、甚至每一个标点，要看清题目的要求，分析问题的提问要点。

粗心的同学往往会与正确答案失之交臂。例如要求在正确的句子后面打"√"，有的同学在正确的句子后面打"√"后，又多此一举地在错误的句子后打上了"×"。类似的情况，在考试时常常能见到，粗心是一部分同学在该题项中失分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做题的时候要仔细认真。

阅读方法：仔细研读语段，整体感知文章内容

阅读理解试题的文字材料主要用来测试同学们的阅读速度、理解能力和记忆能力。有的采用一个句子，有的采用一段文章或整篇文章。内容广泛，题材各异。

通常阅读一篇文章，第一遍需要速读，重点理解文章的体裁是记叙文还是说明文。答题时切忌文章都没完整的阅读过，就匆匆忙忙地写答案。最好先把文章从头到尾通读一遍，对文章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理解。其次要初步理清文章的思路。一般来讲，文章的每一段、每句话归根到底都是为阐明中心服务的，都归向文章的主旨。平时要学会为文章标段，归纳每段意思。

有的同学采用"顺读法"，就是先读短文后读题目，然后再读短文寻找正确答案。有的同学采用倒读法"，就是先读题目后读短文，最后寻找答案。我比较赞成"倒读法"，因为这种阅读方法是带着问题阅读，目的明确，容易集中，能及时抓住文中与解题关系密切的信息，从而节省了阅读时间。

阅读方法：巧妙借助“原话”，确定解题空间

有些题要求用文中原话来回答，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文中的原话来作答。有时它没有明确要求用文中的原话来作答，我们也可以直接用原话来回答问题。如它指定要同学们用自己的话来回答的话，就要将文中的原话加以理解，体会原句子的隐含信息和深层含义。有些题目则需要结合全文内容的隐含信息，经过缜密的思考，寻求完美的答案。语文试题的开放性要求试题答案能自圆其说，答案最佳。因此在阅读的时候，要仔细认真、深入分析，回答问题时，要仔细揣摩、根据体裁的特点，不同的语境，要准确的使用词语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