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楚:“红军第一叛将”的跌宕人生精选2篇》

问学必有师，讲习必有友，以下是漂亮的小编帮家人们找到的龚楚:“红军第一叛将”的跌宕人生精选2篇，仅供借鉴。

龚楚:“红军第一叛将”的跌宕人生 篇1

龚楚，一个在革命历史长河中被淹没的人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党的许多重要军事活动，并在红军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在红四军时，就曾经被称为“朱、毛、龚”。这么重要的人物，最后却变成了叛徒，龚楚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呢？

军官投身农民运动

龚楚1901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

广东在20世纪初，是革命洪流风云际会的地方。1917年孙中山回广州组织军政府，16岁的龚楚即参加革命，投入粤军第二旅当兵。1923年春，龚楚参加国民革命军，任少校参谋，跟随总司令程潜攻打湖南，失败后退回广东北江，被派在广州通讯处工作。此期间他常与在广州工专学校读书的乐昌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丘鉴志、陈德钊等人一起谈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刊物。1924年6月，他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后转为中共党员。

1925年6月下旬，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龚楚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赴广东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从事农民运动工作。1927年2月，中共乐昌支部成立，龚楚任书记，继续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

1927年4月，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根据党的指示，龚楚、谭军略于5月初率领乐昌农军500余人抵达韶关，与北江工农军汇合，共1100多人组成“北江工农讨逆军”，龚楚任总指挥，前往武汉准备参加讨蒋。当北江工农军抵达湘南耒阳时，被改编为第十三军补充团，龚楚任团长。7月中旬，武汉当局实行“分共”政策后，龚楚按照上级指示，冒着危险将部队拉到江西，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后，补充团大部分编入的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三营，龚楚任该营指导员。不久，党中央调他前往长沙，领导秋收起义，因中途被敌军袭击，失去联络，被迫转赴香港，尔后秘密回到家乡。

1927年底，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到达粤北曲江犁市，为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所收留，部队对外宣称为第十六军一四团。中共北江特委便派龚楚到部队工作，委以一四团团副的名义。从此，他与、等红军的高层人物相识。1928年1月12日，、率领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团名义，由宜章大豪绅胡泮藻的五少爷胡少海引导进了宜章县城。当晚举行暴动，占领宜章县城，捕杀了县长杨孝斌等，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1月31日，击溃前来“进剿”的独立第三师许克祥部5个团，乘胜追击直达坪石。随后在乐昌板塘村整编，把宜章的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胡少海任师长，龚楚任党代表。

为率领部队开赴井冈山带路

1928年4月，率领部队开赴井冈山，龚楚带着尖兵为大部队带路。的队伍与的队伍，终于在井冈山会师。在会师队伍里，龚楚也同大家一样，在红军危急的时刻看到了革命的曙光。5月4日，会师的红军队伍在砻市召开庆祝大会，宣布成立红四军，下辖3个师8个团，军长，党代表，参谋长王尔琢，军委书记。原宜章农军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师改编为红四军十师二十九团，胡少海任团长，龚楚任党代表，龚楚还担任了红四军前委常务委员，多次与、一起开会，商量作战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红军反“会剿”作战中，龚楚和胡少海一道率第二十九团参加了打败“两杨”的战役。7月，红四军奉湖南省委命令打回湘南。7月24日，率两团打进老友范石生部队驻守的郴州城，不久范部反攻，红军退出郴州。但第二十九团各营、连在郴州截获不少财物，不再听从命令，成连成排地向家乡宜章奔跑，结果一部分被土匪胡凤璋打垮，一部分跑回家去了，只有副营长萧克率领的1个连和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及团部零星人员100余人随军部和二十八团撤退。事后，、对龚楚没有及时巩固部队进行了批评。龚楚非常内疚，做了检查。8月底，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率红军主力回井冈山，杜修经、龚楚负责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继续领导资兴、汝城、桂东、安仁各县及赤卫队开展工作。

11月，龚楚奉命赴长沙重建市委，途中遭到袭击，返回乐昌。不久又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被中共广东省委调至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参与举办《正义报》《香港日报》，办兵运训练班。1929年5月，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他离开香港秘密到达广西梧州，化名龚鹤村，先在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广西编遣特派员李明瑞的手下任省政府办公室机要秘书，做俞作柏的工作。广西省政府从梧州迁往南宁后，龚楚又改任船务处处长、南宁市公安局局长。实际上中共对俞作柏、李明瑞的策动，主要是通过龚楚来进行的。

参与百色起义成为红军的高层领导人

1929年12月11日，龚楚参加了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龚楚，下辖3个纵队。

1930年11月7日，红七军7000多人集中在河池举行整编大会。整编后，红七军领导成员作了一些调整：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邓小平、龚楚等仍任原职，该部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共3个师。第十九师由原来的第一纵队改编，前身是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战斗力最强，由龚楚兼任师长，邓小平兼任政委。龚楚比邓小平大3岁，但是，两人配合很好，结下了一段战斗友谊。

龚楚自朱、毛会师后就在井冈山学习、作战，所以对于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比较了解，他与邓小平一起商量巩固部队，在红七军的建军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31年1月，红七军艰苦转战湘粤边境，因伤病员增多，在广西贺县桂岭休整了3天。这时，全军已减员至3500多人，军部决定将3个师缩编为第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龚楚兼任第五十五团团长，李明瑞兼任第五十八团团长。红七军进入湘南后，经宜章县开进广东乳源县梅花墟。2月3日中午，与前来追击的粤军邓辉团、湘军唐伯寅团和陈龙团展开激烈战斗，战斗至黄昏时结束，龚楚受伤，留在地方疗养。此后，红七战湘南，进入江西苏区。4月，广东省委经与党中央联系，养伤的龚楚转到上海福民医院治疗。8月，龚楚伤愈后离沪抵达香港，再由香港经广东汕头、潮安、大埔到福建永定游击区，然后直达长汀河田中央苏区。他没有料到，此时，中央苏区正发生着重大变化。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左”倾领导者对中国革命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特别是无视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1931年5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强调要在一切实际工作中肃清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龚楚进入中央苏区后，见到了熟悉的领导、等人，被派任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两个月后，又接任红十二军参谋长。到职仅7天，因李明瑞在肃反中被杀，龚楚又被调往江西会昌，接任老部队红七军军长。

在此后的一年里，龚楚率红七军参加了扩大中央苏区的历次战役，如赣州战役、水口战役等。1931年底，龚楚却因为犯了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撤销军长的职务，改任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模范团团长。不久，模范团改为红一军团三师七团，任团长；旋又调任独立第二十二师师长兼政委，不久又改任粤赣军区司令员。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龚楚参会。在这次会议上，“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

那么，龚楚到底犯了什么“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受到如此的惩罚呢？根据相关资料和龚楚自传，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龚楚“吃不了苦”，长期的艰苦战斗使他的意志产生了动摇；二是他对党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意见。

1934年4月中旬，到高级研究班学习的龚楚结业，这时的军委总参谋长患严重的贫血症在汀州医院疗养，中革军委决定调龚楚任红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在他总参谋长的两个多月里，参加了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1934年5月，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龚楚任赣南军区司令员，一个月后改任参谋长，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10月初，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由项英任书记和司令员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任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龚楚任中央军区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区司令部驻会昌县西江。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任命他担任如此要职，对他还是信任的。

对红军的未来产生动摇

1934年10月10日，红军开始长征，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踏上漫漫征程。1935年2月17日，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央发来的紧急电报。在一间农舍里，汽灯发出“丝丝”的响声，大家分坐在两张八仙桌开会。项英拿出一份电报，说：“三十四师部队在道县以南葫芦岩水车一带担任全军后卫，与敌人血战几天。湘江已被敌人封闭，他们分散突围，去湘南发展游击战了。中央要我们派出得力部队去接应……”

龚楚听罢，拿水碗的手几乎凝固不能动了。红三十四师是闽西红十九军同闽西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合编而成的，归第五军团指挥，全师3100多人，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与自己都熟悉。该师战斗力很强，他们去湘南，一定是队伍被打散了。片刻，他问：“中央机关到了什么位置？”

项英皱了一下眉头：“从昨天到今天，一直联系不上，电台没有信号……”

龚楚低头小声说：“今天中午，敌人的飞机撒传单，说在广西一带，消灭了朱毛主力……”

项英看他一眼：“敌人的谣言，你也信！”

拄着拐杖，开玩笑说：“咦，蒋委员长做梦消灭了朱毛。”

会议开的很简单，项英对军区参谋长龚楚说：“你带着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去接应吧，务必将失散的同志们接回来。要找到陈师长、程政委。我估计他们是突围了。”

显然，大家都对战斗力很强的红三十四师抱有希望。他们不知道，红三十四师的几千子弟兵几乎全部伤亡，这个番号已经永远消逝在红军的序列里。

龚楚看看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就说：“好，我今晚就带队出发。”

深夜，龚楚和第七十一团团长史犹生、政委石衡中率领该团的9个连出发，经过几天行军，经信丰大余油山转至湘南，以图收容湘江战役中的红三十四师失散队伍，一路上，并没有发现红三十四师的人，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消息，知道红三十四师已大部牺牲。同时，龚楚得知留驻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与长征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失去了联系。于是，龚楚产生了不祥的感觉，他曾经问身边的人：中央不会被敌人吃掉了吧？

龚楚带领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在该地活动了一段时间。尔后，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1200人避开军主力的封锁线，从江西于都突围，经马岭、牛岭至信丰之铁石圩，再经油山转出广东梅关、南雄间，进入北山，沿途经过了3次战斗，突破了小股敌军和地方团队的堵截，于3月中旬到达湖南郴县（今郴州市苏仙区）、临武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继续寻找失散的红三十四师人员。

在残酷军事“清剿”和政治引诱下投敌

军政当局在军事“清剿”红军和游击队的同时，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用金钱和高官厚禄等手段引诱共产党和红军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变节投降，以分化瓦解共产党组织和红军队伍。龚楚面对的残酷军事“清剿”和政治上的引诱，对革命前途彻底失去信心。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决定放弃自己的信仰，逃离红军。

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由临武转移郴县黄茅村驻扎。当晚，他假托身体不适，晚饭后就寝。趁警卫酣睡之际，龚楚半夜三更爬起床，悄然逃离黄茅村，几天后回到故乡长来村隐藏。至此，龚楚终于离开了他为之奋斗10年的革命事业，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

不久，贫困潦倒的龚楚投靠粤军余汉谋部，先后担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在土地革命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红军队伍中出现了少数经不起考验和诱惑的变节投敌将士，其中职位最高者当算是龚楚，所以有后人评价说，龚楚是“红军第一叛将”。

投降敌人的龚楚，成了敌人的帮凶。1935年10月13日，龚楚带领粤军30余人，化装成红军游击队，由广东仁化到达北山，企图消灭该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他们先与土匪周文山部假打一阵，然后说是湘南红军来找关系，诱使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叛变。后在北山龙西石以召集红军游击队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诱入其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游击队员投降。游击队员奋起反抗，除八九人冲出包围外，其余30余人壮烈牺牲。10月20日，龚楚、何长林又带领粤军“抄剿”项英、的驻地，途中偶遇外出采购粮食和物品的侦察员吴少华，他要吴少华带路去见项英、。吴少华识破龚楚的阴谋，在到达营地前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项英、等听见枪声后迅速转移。龚楚听到山上枪响，不知道山上有多少红军，又想到自己在山下处于不利地形，于是，贪生怕死的他，慌忙带着队伍沿着下山的小路逃走。

抗日战争爆发后，龚楚在第五战区孙连仲部任上校参谋处长，后历任第七战区少将参谋、第四战区第四十六军少将参谋长、军官训练团总队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龚楚曾任徐州市市长、广东省参议会议员、广州行辕高参、广东仁化县县长等职。但因为有过担任“”高级指挥员的经历，一直不被高层信任。

建国前夕跑到香港

1949年5月，龚楚任广东省北江地区行政督察兼保安司令。10月，人民进军北江，龚楚带领保安团逃到乐昌县瑶山。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劝龚楚投诚。龚楚深感大势已去，不得已于11月率残部下山投诚，随后，到韶关北江军分区交代问题。12月，人民准备解放海南岛，广东省领导经请示中央军委，决定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策反海南守将、龚楚的同乡薛岳。龚楚虽然满口答应，却打着个人的小算盘。他拿着共产党提供的费用转道香港后，却滞留在香港，既没有去劝降薛岳，也没有向广东省有关领导报告。在香港隐藏下来后，龚楚改名龚松庵在香港定居。

在香港隐居期间，龚楚曾应邀赴台湾谒见，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成“救国军”，以配合伺机。此时，龚楚知道大势已去，不能再扭转乾坤，婉拒了委派。从此，他脱离政治漩涡，返回香港兴办实业。

龚楚在香港一待就是40年，其间曾去美国，拿了绿卡，但由于语言阻隔和生活习俗的关系，又重归香港。他平日多以写作和书画自娱，除出版了《我与红军》和《龚楚将军回忆录》2本书外，还写诗词练书法。

当年的叛徒回归大陆

20世纪80年代后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关于不再追诉军政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前犯罪行为的公告后，龚楚打算回到家乡广东乐昌。乐昌县、长来镇有关部门闻讯后迅速把此事向上级报告，并请示以何种规格接待龚楚、今后与之来往的政策如何掌握等。广东省统战部门最后批复：对龚楚回乡做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至于政治上是否要作适当安排，待后再作考虑。

1990年9月13日晚，龚楚与夫人王兰芬在其侄孙龚庆韶等人的陪同下，坐火车从深圳来到韶关，乐昌县委统战部、县政府办、侨务办和长来镇领导共10多人早已在此等候。接风宴会后，龚楚递上3封早已准备好的分别寄给当年的战友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的信，委托韶关口岸办党委书记龚洪水代为寄发。3封信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向他旧时的战友问候和请求准许他回乡长住。同时，他还委托龚洪水以龚楚的名义发电报给在百色起义时一起共事的邓小平，报告他已从香港回乡的快讯。

龚楚回乡在当地引起了轰动，此后的几天，乐昌县党政官员、统战部门官员上门拜访自是少不了的，还有接踵而来的亲戚故友和闻讯前来一睹当年“大叛徒”风采的好奇民众。龚楚虽然年过90，但记忆也算清晰，对一些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仍能叙述清楚而不含糊，令客人为之惊讶。当然，他只谈在红军的辉煌经历，经常谈得津津有味、眉飞色舞，而问及到他脱离红军以后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推说“记不得”了。可见，他也知道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据《羊城晚报》报道，邓小平曾经在北京给龚楚打过电话，当时龚楚几近双目失明，身边人说，龚楚握着电话的听筒，听着那边邓小平的声音，老泪纵横。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家乡去世，终年94岁。

忠贞与叛败，打白军与打红军，投降与再投降，出走与回归。人生90年对龚楚来说变成一剂难以下咽的至苦之药。革命时忙革命，反革命时忙反革命，革命又时髦了又革命了，一辈子在历史潮流中随波逐流，一辈子从零点回到零点。

叫一声“革命”太沉重:叛徒龚楚其人 篇2

所谓世事无常，白云苍狗，活跃于历史帷幕下的人，往往鱼龙曼延，这就是人们惯常所见的现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位“红色元老”的一生，即如此大幅度地沉浮于史册之中，他就是龚楚。

龚楚于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此后在红军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就在红军开始长征时，他还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然而，龚楚最终离开了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变节投敌，成为当年若干叛徒中职位最高者，于是人们送他一个称号――“红军第一叛将”。

但凡革命处于低潮时，叛徒就会大量出现。有人曾初步统计：½¬南三年游击战争，红军中叛变的团级以上军官至少有四五十人，有的部队甚至到了主要军官全部叛变的程度，如湘赣军区独立第四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全部叛变；湘鄂赣军区红十六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代主任也都先后投降。至于这一时期大军区和军一级的高级将领，叛变的则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佑、新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等。

龚楚叛变后，变成了对方的“过河卒子”，在部队中混了若干年后，退役成为国民政府广东省参议员，又于沧桑鼎革之际遁往香港。终于，他等到了大陆的改革开放，等到了历史尘埃的消退。所谓“往事如烟”，1991年，¾¬“老战友”邓小平的批准，他叶落归根，返回广东老家定居，不久病逝。

一生“进进出出”，暮年回归故里

龚楚，曾用名龚鹤村，广东乐昌人。参加红军后，因其早年有从军¾¬历，成为资历雄厚的将官。早在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龚楚即加入粤军第2旅，先后担任班长、旅部副官，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学习。1920年以后，先后任粤军排长、连长，1923年任国民革命军攻鄂军（总司令程潜）少校参谋，参加攻打湖南的作战，失败后被派到广州通讯处工作。

龚楚戎马生涯，其间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了革命。1924年6月，在广州加入“社青团”，一年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龚楚参加革命后，又是主要投身农民运动的成员之一。1925年6月，他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以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到广东省农民Ь会北½¬办事处从事农民运动。国共合作后，参与建立广东乐昌县党部的工作，并被选为县党部执委和监察委员。1926年5月，任共青团乐昌特支书记；1927年5月，他率领乐昌农民军与北½¬工农军汇合，组成工农讨逆军，亲任总指挥，指挥部队赴武汉参加讨伐的军事活动。（讨逆军到达湖南耒阳时被改编为第13军补充团，龚楚任团长。）

一段光荣阅历下来，龚楚站到了时代的高台。彼时大革命失败，中共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此后一气呵成的三大起义，其间皆有龚楚的影子。先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1927年7月，的武汉政府宣布分共，龚楚奉命将部队À¬至½¬西，随后参加南昌起义，此后，他的补充团被编入的第20军3师6团3营，龚楚任营指导员。不久，他又被调赴长沙参与领导秋收起义，但中途遭敌军袭击，因失去联络，被迫转赴香港，继而潜回家乡。彼时又有牺牲惨重的广州暴动，龚楚任广东农军的北路指挥。三大起义功败垂成，其残部又有辉煌的湘南暴动。1927年底，率军抵达粤北，为军阀范石生收留，此时中共广东北½¬特委派龚楚赴部队开展工作，并委以团副的名义。1928年1月，、发动湘南暴动，宣告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随即击溃前来进剿的许克祥部，继而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3师，龚楚任党代表。接下来，部队开赴湘赣边境，遥指井冈山。4月，朱、毛会师，红军的第一“山头”由此形成，龚楚亦有与焉。

就在朱、毛会师不久，红4军组成，下辖3师8团，首长为军长，党代表，参谋长王尔琢，军委书记，Ô¬来的工农革命军第3师被改编为红4军10师29团，龚楚任党代表，此外龚楚还担任了红4军前委常委。

1929年5月，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参加争取俞作柏和李明瑞的工作。彼时，龚楚以龚鹤村为化名，在广西省政府办公室任机要秘书，策动俞作柏等。是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爆发，红7军宣告成立，首长为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即邓斌）、参谋长龚楚（龚鹤村）、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后部队进入湘南，遭遇粤军和湘军的“围剿”，龚楚因受伤留在地方疗养，而红7军则开入½¬西苏区，此后龚楚秘密潜入上海疗伤，待伤愈后又潜赴香港，再¾¬广东、福建回到中央苏区。

在苏区，龚楚见证了苏区的辉煌与衰落，也暴露了自己的弱点。1931年8月，龚楚伤愈后回到中央苏区，即被委任为红12军34师师长，后接任红12军参谋长。其时，正值王明左倾路线开始发飙，就在龚楚到职不及一周，起义首领李明瑞已在“肃反”运动中被杀，龚楚仓促接任红7军军长，随即率红7军参与了扩大中央苏区的历次战役。不料是年底，龚楚也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撤去军长一职，改任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模范团团长。不久，模范团改为红1军团第3师第7团，龚楚任团长；又不久，被调任独立第22师师长兼政委，最终，改任粤赣军区司令员。

1933年5月，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主持会议，会议期间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决定给予一年的处分，并调赴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受训。当然，历史往往在吊诡中蹒跚而行，在这里，真理与谬误，坚定与动摇，光荣与可耻，明暗只在咫尺间。

还在龚楚受训期间，1934年4月，他在“红大”的高级研究班结业。因军委总参谋长患有严重的贫血症在汀州医院疗养，龚被调至红军总司令部任总参谋长，此时正是悲壮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时期。不久，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由龚楚任赣南军区司令员，后又改任参谋长，负责部署红军突围的准备工作。

1935年2月，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龚楚和红24师71团团长史犹生、政委石衡中率领该团的9个连，转战至湘南，以收容在湘½¬之役失散的红34师部队，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此后，龚楚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千余人从½¬西于都突围，¾¬历了多次战斗之后，终于抵达湘南。此时，当局也在“清剿”红军和游击队的同时，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政策，龚楚Ô¬本革命意志就不坚定，又对苏区革命产生了看法，此后在革命失利时曾多次试图脱离革命队伍，潜回家乡，如今条件成熟，他终于以行动告别革命了。

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开赴湖南郴县某地。晚上，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早早入寝。半夜，龚楚趁警卫人员熟睡之机，逃离队伍，潜回广东乐昌。不久，龚楚悍然投靠了粤军余汉谋部，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其中最恶劣的莫过于“北山事件”了。叛变之后，他急于邀功，10月13日带领粤军30余人，化装成红军游击队，由广东仁化到达北山，企图消灭该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这支“伪红军”来后，先与当地土匪武装（周文山部）乱打了一气，随即放出口风，说自己是湘南红军的一支，来寻找当地游击队，最后竟诱使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也告叛变。此后，龚楚以召集红军游击队开会为由，将北山游击队诱入其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游击队投降。当时这支游击队奋起反抗，但除数人冲出包围之外，其余30余人皆壮烈牺牲，这就是“北山事件”。不仅如此，事后，两个叛徒――龚楚、何长林又带领粤军“³¬剿”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即当时项英、等的驻地，途中，偶遇正外出采购粮食和物品的侦察员吴少华等，龚楚假借要寻找项英等汇报工作，要吴带路，幸好吴识破对方，在到达营地前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示警。结果项英、、杨尚奎、陈丕显、李乐天等听见枪声后迅速转移，才避免了一次危难。这也是红军长征后½¬南游击部队遭遇的一次生死危机。却说龚楚听到山上鸣枪，不知道山上有多少红军，考虑到自己在山下，处于不利地形，乃慌忙夺路而逃。这也是天数，让他免了又一重罪过。

此后的龚楚，也就堂而皇之地开始了的军旅生涯。一晃，抗战爆发，龚任第5战区孙连仲部上校参谋处长，后历任第7战区少校参谋、第4战区第46军少将参谋长等。值得一说的是，他在第5战区时，奉命驻守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阻止日军西犯武汉，再后日军侵入广东，龚楚曾出任第7战区第1纵队抗日游击司令，与日军激战于木壳岭，歼敌甚多，从而保卫了韶州的安全。抗战胜利后，龚楚曾任徐州市市长、广东省参议会议员、广州行辕高参、广东仁化县县长、广东省第4区（北½¬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

时间又一晃，1949年10月，人民打到了广东北½¬，此时龚楚带领一个保安团慌忙逃到了乐昌的瑶山。据说这时的中共北½¬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规劝龚楚投诚，龚楚也深知大势已去，遂率部下山，随后被送到韶关北½¬军分区交代问题。是年12月，四野大军兵临海南，时海南守将正是龚楚的同乡、抗战时打死鬼子最多的薛岳将军，为了减少伤亡，时任广东省省长请示军委意见，决定派龚楚去策反薛岳。当时龚楚满口答应，随即潜入香港，按计划应转道海南，但龚楚滞留香港不进。Ô¬来他考虑到自己的叛徒历史，恐遭清算，于是在香港“隐”起来了。据说其间他曾应邀赴台谒见，蒋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织所谓“救国军”，以配合可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然而此时的龚楚已窥破的命数，他婉言谢绝了老蒋的委任，回港后索性“立地成佛”，彻底脱离了政治漩涡，而且名字也由“龚楚”改成了“龚松庵”。

在香港，“居大不易”，没有背景的“龚松庵”先是办实业以维持生计。不久，香港这座“自由港”成了各色人等的天堂，一些“灰色”人物也“大隐”于此，如中共元老等。为了生计，他们不约而同分别以撰写回忆录赚取版税，想必也有以此“名垂青史”之心。一晃，龚楚在香港有40年矣，据说他曾到过美国，并拿到了“绿卡”，但由于语言和生活习俗的阻隔，又回到香港。在香港，他以写作和书»¬自娱，出版有《我与红军》、《龚楚将军回忆录》。

晚年的龚楚算是有福之人，能在凋谢之前了却心愿，叶落归根，并造福乡梓。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时“两高”宣布：因时间超期，不再追诉Ô¬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的犯罪行为。此时的龚楚不仅有心，也有了能力。Ô¬来他的几个在香港办实业的亲属也愿意帮他实现宿愿，他的侄孙、香港乐昌同乡会的龚庆韶还愿意回乡投资，并牵线引资等。改革开放之后，地方领导也愿意促成好事，所谓“常回家看看”。就这样，龚楚在家乡的祖屋得以恢复，还有了新居，也得以“按Ô¬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的待遇回到故乡。

1990年9月13日，龚楚夫妇坐火车抵韶关，乐昌当地政府为之设宴接风。在宴会上，垂垂老矣的龚楚拿出三封书信，那是他早就准备好的致“老战友”邓小平、杨尚昆、王震的三封书信，委托当地代为寄发。这些书信，内容是问候之意及请求准许他回乡长住，此外他还特别向邓小平发了电报，告知他已返乡的消息。

晚年的龚楚还有一段逸闻。Ô¬来人们盛传龚楚手中有三宝：一是从前颁发给他的一件“中将高参”的委任状，二是唐寅的一幅名»¬，三是香港数名书»¬家联袂为他创作的四幅屏风水彩»¬。然而他能够向人展示的，却只有最后一件。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家中安然去世，享年95岁。

龚楚变节“背后的动因”

叛变之后的龚楚逐渐被人遗忘，特别是到了沧桑鼎革之后，人们更不屑提及此Ù¬了。久而久之，许多人也就根本不知道，在红军的历史上还曾有过一位高级将领龚楚。于是，不久前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有一篇文章就特别吸引眼球。他问：你知道红军叛将龚楚是如何度过落魄余生的么？文章中，金一南提到龚楚曾在历史上留下的几个纪录：

一、龚楚曾是我党著名的农民运动领导者，红四军被称为“朱、毛、龚”，就是说、、龚楚。这么高的地位，最后却变成了叛徒。

二、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后来龚楚向他Ô¬来的部下投降，又留下了这样的故事――向“部下”投降的“首长”。这个曾¾¬的“部下”，抑或所谓“下级的下级的下级”，正是有中共“战神”之称的。也正因此，龚楚觉得非常没有面子，跑到香港不回来了。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揣测。

笔者还在网上看到了黄文治先生的《从〈龚楚将军回忆录〉看龚楚何以会变节》一文，他说：“其实，中共党史上的变节群体最值得研究。”“龚楚变节，无疑有中央革命根据地瓦解后其对革命丧失信心的因素¡¬¡¬在¾¬历失败之后的消沉黯µ¬岁月里，此时的龚楚已难以化解革命失败主义情绪对自己的销蚀，最终脱离红军变节。这种表面的直接诱因，常被后人诟病。但仔细梳理《龚楚将军回忆录》，其间的动因又远非上文所言的那么简单。他在回忆录里反思其变节的深层次动因乃是其恐惧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赤色恐怖’造成的。”

谈到所谓的“深层次动因”，这就要联系到党史上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了。其实，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包括反思力度的加大，以及史料的发掘（特别是由于苏联解体之后历史档案的公开），沈志华、杨奎松、高华、何方等史家的新著也一改人们惯常的史观和认知，甚至我们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改革的深入，其实是伴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的。作为历史反思，历史上的那些故事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正如温总理在本届人大会议结束答记者问时所说：“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¾¬验教训，并且¾¬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

至于龚楚其人，我们在鄙薄其叛徒历史的时候，也应该看到“变节背后的深层次动因”。 在龚楚的回忆录中，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933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结果，“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½¬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杨遇春出身黄埔军校，也参加过南昌起义，而且是一个很能打仗的将领，就是因为自己的家庭遭到清算，又害怕牵连自己，于是索性投降，甚至不惜加入“军统”与中共为敌，这也是中国革命历程中“红与黑”的故事之一了。以上种种，为龚楚的出走埋下了伏线。

不妨对照一本史学新作，黄道炫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就可以看到当年苏区的困境：“军事上受制于敌之外，还有内生瓶颈的制约”。Ô¬来，越到后来，中央苏区人力、物力、¾¬济、政治资源日益匮乏，中共的生存和作战资源面临极大挑战，而在错误路线之下，政策越发激进，肃反运动、查田运动、扩红运动、滥发公债、强收谷米同时展开，加上军的严密封锁，两年之内便把苏区弄到资源枯竭、师老兵疲、财尽民困之境。特别是，1930年由赣西南党组织和红一方面军开端的肃反运动，以党政军群的精英为杀戮对象，元气大伤，而其理论依据则是一些党的高级领导一再公开著文标榜的“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只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理论”。在实践中，更是废除一切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制约，严刑逼供，放手杀人，成为后来一系列整人运动的先导，其遗害之大，已为人所共知。那段历史的教训，是我们必须记取的。

龚楚回忆录里的“亲历、亲见、亲闻”

最后，说一说龚楚的回忆录（即在《我与红军》基础上扩写的《龚楚将军回忆录》）。

此书关于红军和根据地的历史，揭载颇详，涉及的领导人颇多，可作为红军和苏区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至于其可信度，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¼¬出版的《党史通讯》（1984年第11期），杨尚昆曾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一个叫龚楚的，在井冈山时期就跟在一起，在中央苏区时是作战处长。此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被捕叛变，还带敌人去抓。后来，龚楚写了《我与红军》一书，在台湾、香港广为流传，书中写了他是怎样参加红军和在红军中做了些什么工作。建国后我看了这本书，曾问过陈老总，他说龚楚的历史就是那个样子，叛变前的那一段历史基本上是确实的。”当然，书中自我辩护的方面，读者是能自行分析的。

这本回忆录，还有一个“破记录”的地方――它是由两个叛徒写序的：的序和龚楚的自序。

在序言中称：包括他和龚楚在内的当年 “参加中共的青年，实质上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既无研究，更无所谓信仰：他们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际，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几乎都是对于中国的积弱和腐败，怀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他们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之中国。中国一直被统治着，政治腐败极了，古老的文化又是脆弱的和空虚的，外侮纷至，国亡无日。民国以后，此种情况，并未改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无论在理论上行动上，已¾¬具有急进的特色，然而孙中山先生穷毕生之力，仍未能撼动专制统治的根本；这就使中国那一代的青年更加偏激了”。于是，感慨道：“我们读了龚楚先生这本书，就可以了解和同情当时青年这一不平凡的¾¬历。面对中国半世纪来的这许多演变，也将发生无限的感慨。”这真是惺惺相惜了。

龚楚在自序中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的国内战争中，我是红军中一个流汗流血备尝艰苦的高级指挥员。我早年参加中共革命的目的是：改造不平等的、妨°¬人类生存进步的旧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显然，这是为他后来的叛变预设理由，即：革命本身发生了逆转，乌托邦走上了不归路，革命者又该怎么办？真乃：叫一声“革命”太沉重！

龚楚在回忆录里谈及、，他说：“那时我们忙得要命，因为军中能作政治工作的只有、和我三人，政治工作干部又十分缺乏，虽很喜欢接近工农群众，而且是一个措词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每与群众谈话，首先必问人家的家庭状况，人口及生活情形等等，接着就讲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一个工人或农民常谈一两个钟头而不倦。他身负军事重任，对于地方群众工作，确是无暇兼顾。至于，他是法国留学生，返国后即任½¬西永丰县长，缺乏群众工作¾¬验，指导群众工作，仅说些Ô¬则性的问题，既不够深入，也不详尽。因此，一切群众运动的计划和指导，多由我负责¡¬¡¬”

龚楚在香港写回忆录，横跨了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其间对的评价也呈多元。龚楚现身说法，似乎更增添了“过来人”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分量。彼时，在井冈山会师，龚楚初见，“他的诚恳的谈吐，亲热的态度，深深地使我感动，因他是党的中央委员，有长远的斗争历史，¾¬验丰富，我很激动地对他说：‘我们今后能够和毛同志在一起，有毛同志来领导，我们的责任就轻了。毛同志有丰富的斗争¾¬验，今后的革命前途更有希望了。’喜悦洋溢在他的眉梢，含笑地对我说：‘好的，我们大家努力创造一个新局面！’”而不久之后，龚楚对就有了戒心，这似乎也不是他一人之见，因为在此前后当地军政首领皆有此看法，如“接到的信，详述何挺颖告诉他有关的近况，并郑重地说毛是工于心计的人，今后与他合作，要特别小心，切勿似对那样坦白”；后来“杜修¾¬对我说：红军前敌委员会的组织，中央Ô¬拟以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不设书记，目的是防止操纵，现在又以为书记，将来你们须要防止他操纵，否则的话，麻烦又多了”等。

龚楚说：“中国红军前敌委员会，自五月下旬军队分散以后，就没有开过会，一切决策均由以红四军党委会、边区特委、地方县党委书记等联席会议的名义处理一切问题，实际上他此时已集大权于一身了。遇有军事问题，他只和、谈谈，便由军部命令，他的独裁作风，从那时起已充分表露出来了。在当时亦已看得很清楚，有一次军队转移，我和他见面，他对我说：同志对我们总有点隔膜，凡事都不事前商量，等到立即行动时才通知我，使我连研究和考虑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各县送来的情报都先¾¬过他，真是有点麻烦；本来他个人要独裁，我没问题，事情总要有点时间准备才成。”

彼时，与其他领导人的关系已呈紧张态势，龚楚认为“朱、毛”发生龃龉，Ô¬因在于：“（一）毛¡¬¡¬凡事都自行决定，而且非常固执，处处都想控制为他守住井冈山，使不满。（二）（）对要以井冈山为中心，作波浪式的缓缓向外发展的计划，不感兴趣。（三）常反对湖南省委及中央的指示¡¬¡¬不愿跟着作抗命行为¡¬¡¬”但龚楚也认为毛“除了他缺点的一面外，他的聪明才智实非常人可及，是有许多地方使人佩服的，比如：（一）他不是军人，但他提出红军作战时的战略战术观点是正确的¡¬¡¬（二）他有组织天才¡¬¡¬”

由于是“三亲”史料，龚楚的上述回忆自然很有分量。随后又与退入苏区的中共中央产生了很深的矛盾，据龚楚回忆，围绕“长征初期的争论”，“当时我觉得的见解很对，屡欲起而发言，但想到我受过严重处分，恢复党籍不久，也就不愿参加这次辩论了”。

但龚楚在回忆往事时，因其身份和资历的特殊，难免自炫，看轻他人。他认为“以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及革命委员会参谋团主席的地位，把持决策，致贻误戎机”。

对于左倾路线和政策的反思，一向被认为是《龚楚将军回忆录》的最大看点。龚楚也以此暗示读者，他之“告别革命”，并非没有Ô¬因。

十年内战之初，龚楚说：“党中央指示‘要杀绝地主，烧毁其房屋，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因我自离开广东后，就没有与党的省级党委联系，不知党的政策转变（当时党中央还在执行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所以不便强加制止¡¬¡¬眼见到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我内心觉得很难过，并使我陷于极端苦闷之中。”何以“难过”和“苦闷”？“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残酷报复，在Ѭ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¾¬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忌，彼此防范¡¬¡¬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这些问题，使我感到无限的困惑和烦扰。同时，我更想到我们的红军，是共产革命的武装，它的任务是要以战争来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以推・¬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不断的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并不是高级统治者本身，而是破了产的工农贫苦大众的士兵和中下级的军官。战争的结果，还不是贫苦工农的自相残杀吗？ˬ无父母，ˬ无兄弟，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类？”

不仅于此，对龚楚来说，似乎更多和更大的“难过”和“苦闷”是来自于“苏式”的“肃反”。即“自1933年秋，中共实行消灭地主的农民政策后，农村阶级斗争更趋严重，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最后又滥杀到了起义首领的身上，赫赫宁都起义（早在1931年底，“剿共”前线的26路军¾¬赵博生做工作，¶¬振堂、季振同、黄宗岳等长官率1万7千余人之众、携两万多件武器起义，后编为红一方面军第5军团，后来在这支部队中，产生了31位人民的将军），不料长征初期，起义首领季振同、黄宗岳被“错杀”，龚楚惊出一身冷汗。他不无后怕地回忆：“在这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这时，我便暗萌去志。”

党内“叛徒现象”给我们什么昭示

龚楚的这本回忆，专门有一章是说苏区的“政治保卫局”，局长即邓发。但“政治保卫局”在陕北时已是“社会部”了，主持者为康生。回忆录中不¾¬意间还提及另外几个叛徒――

一是孔荷宠。他说：“孔荷宠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在湘东红十六军军长任内，平日好买点肉食，且有时打麻雀牌为戏。中共即认为他的生活腐化，便被撤职调来½¬西苏区。”随后其人因受到处分，“给他的精神打击极大，嗣后他在红军大学结业后，被派到兴国县做群众工作时，乘机逃出苏区，向泰和的军队投降¡¬¡¬”

二是抗战时“失踪”了的周昆。周昆也是出身井冈山的元老，曾任红8军团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龚楚回忆：“‘红大’校长周昆，过去曾任红四军的师长，后升军长，在第四次反围剿末期作战负伤，治愈后调来高级班当学员，被选为校长。”就是这样一位红军的高级将领，在抗战初期，115师奉命开赴吕梁山建立晋西根据地，参谋长周昆则赴八路军总部领取军费（彼时由国民政府提供），岂料周昆遣人带信（信言“共领取了6万块钱，我带走了3万块，另3万块交警卫员带回，望查收”）之后，就潜逃回湖南平½¬老家去了。

由周昆，又让人不免想到抗战初期八路军第115师的张绍东（团长，1930年参加红军），被败类兰国清（一个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人，曾任红3军团11团参谋长）À¬下水，两人携不明实情的官兵携械出走，至半路两人叛逃，徐海东闻之顿时大口鲜血喷出。此外，还有新四军成立之初的“杨、曹叛逃事件”（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乘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财物，叛逃到桂系军队之中），也是同类旧案。

凡此种种“叛徒现象”，大概可以昭示人们：理想催生革命，但革命最终能走到哪里，则要看思想建设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