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介绍人的发言稿精选5篇》
入党介绍人发言稿是入党介绍人阐述对申请入党人的培养教育和考察情况的草稿。为大家精心整理了入党介绍人的发言稿精选5篇，您的肯定与分享是对小编最大的鼓励。
入党介绍人的发言稿范文 篇1
1919年11月14日，长沙城发生了一件震惊全省的以死抗婚事件。
长沙南阳街22岁的赵五贞小姐，被迫按照父母之命，择配吴姓商人为妇，于1919年11月14日举行婚礼。婚礼采用传统形式，新娘乘坐喜轿由吴家的接亲队伍迎娶入门。然而，迎亲队伍行至青石桥协中孚南货店门首，抬喜轿者忽见新娘轿内滴出鲜血，牵丝不断。待队伍到达吴家门外，媒婆才发现赵五贞决然自杀，后虽经抢救，新娘还是于当天身亡。
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了解到，南阳街眼镜店赵老板，要把“曾在某学校毕业，工刺绣，善缝纫”的女儿赵五贞嫁给柑子园年已40的古董商人吴凤林做续弦。受过新学启蒙和时代风尚影响的赵小姐，对父母包办婚姻极为失望和不满，但又无力抗拒，便在出嫁当日在新娘花轿中自杀身亡。待人揭开轿帘，“但见新娘仰面而卧，颈项割有刀痕，宽约寸余，血如泉涌，奄奄一息，在轿中寻出剃头刀一把，早已鲜血模糊”。顿时舆论一片哗然。第二天，长沙各报均突出报道了这一悲剧，并发表评论，读者和大众情绪激愤。敏感地抓住反封建斗争的契机，在11月16日至28日的13天内，连续撰写10篇新闻评论和杂感，在长沙《大公报》和《女界钟》上发表，猛烈抨击封建旧制度、旧道德、旧礼教，号召人们奋起摧毁腐朽的封建专制，去争取生存和自由的人生权利。
尽情挥洒笔墨，纵横论评，直揭问题的要害。他指出：赵女士的母亲、夫家固然有罪，但“罪恶的来源仍在社会”，万恶的社会是妇女受压迫、遭虐待、被逼杀的根源。它可以使赵女士死，也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它可以使女死，也可以使男死。因此他要大声疾呼“社会万恶！”只有妇女争取解放，缔造新社会，妇女才会有“人格的得生”。
赵五贞的以死抗争，暴露了中国当时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落后腐败，为害甚烈。深感只有彻底打破这些腐朽制度，家庭革命、婚姻自由、恋爱自由就会泛潮于中国。希望广大妇女要争取解放，要勇敢地与封建习俗作斗争。“不自由，毋宁死”的反抗精神固然值得同情和肯定，但是更应提倡“与其自杀而死，宁愿奋斗被杀而亡”。创建新的社会和生活，这才是妇女争取解放的根本所在。
呼啸驱张，新闻工具成为手中的锐利武器
1919年8月，皖系军阀、省长张敬尧悍然查封《湘江评论》，强行解散湖南学联，激起湖南人民的强烈反抗。驱张运动迅速在全省掀起。
湖南学联会长彭璜去上海作驱张宣传，在长沙联络教育界、新闻界，动员进步校长参加驱张。湖南学联重组后，发表第一个驱张宣言，12月2日发起焚毁日货大会，张敬尧之弟张敬汤率领军警包围会场，殴打学生，引发了公开驱张的导火线。在周南女校召集新民学会会议，认为张敬尧、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四兄弟是“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决议以新民学会为核心，分赴北京、上海、武汉、衡阳、郴州、常德等处发动驱张运动，宣布“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驻京驱张代表团敦请旅京湖南议员弹劾张敬尧，向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呈送《张敬尧罪状》要求撤张，组织平民通讯社编印张敬尧祸湘材料寄发各省。驻沪驱张代表团联络上海湖南善后协会的章士钊、彭允彝及旅沪湖南学生联合会、同乡会，筹集资金支援驱张运动，发表《湖南人民自决宣言》。驻衡驱张代表团与湘南学联利用直皖军阀矛盾，向驻衡阳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请愿，动员湘军将领谭延、赵恒惕出兵驱张。
为了扩大湖南驱张运动的影响，争取全国各地的援助和支持，他第二次来到北京。一个文弱书生、小学老师，为实现社会改造理想，不惜同手握重兵、荼毒湘人的军阀势力进行生死相搏的政治较量。较量的双方实力是不对称的，军阀握有武力强权，只能口诛笔伐。
1919年12月18日，亲率一个40人组成的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担任湖南各界旅京驱张请愿团体的负责人。在北京，住在北长街福佑寺，这是一个简陋的喇嘛寺庙。经与各方协商，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很注重新闻舆论的力量，他在福佑寺设立了“平民通讯社”，并任社长，撰写大量驱张文稿。该社每天向全国主要报刊发出上百份稿件，揭露张敬尧的罪恶事实，争取社会各界和舆论的援助支持。这是革命新闻生涯的又一次重要的战斗实践。后来回忆说：“我又代表新民学会前往北京，并在那里组织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成为普遍反对军阀的宣传运动。为了推动这个工作我担任了一个通讯社社长的职务。”
平民通讯社自1919年12月22日起驱张新闻，每日油印（也有石印）稿件150余份，送登京、津、沪、汉各报，在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北京的《益世报》《北京日报》《惟一日报》《京津太晤士报》，上海的《申报》，汉口的《大陆报》《正义报》等，均发表社论或时评予以支持，形成强大舆论压力。平民通讯社稿件大多出自之手。现存原稿10篇，附件2篇，有《湖南请愿团详记》《张敬尧私运烟种的大破获》《张敬尧罪状大纲（25条）》等。
在1920年1月18日，等联名向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民众团体和知名人士发出的快邮代电中这样写道：去岁张敬尧入湘以后，纵饿狼之兵，奸焚劫杀；聘猛虎之政，括诈捐。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山，卖纱厂，公家之财产已罄；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平。洎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状，令人不忍卒闻。彼此张贼兄弟累赀各数千万，尚不自厌，连此仅存之米盐公款，意思攫入私囊以甘心。
还在中华民国的国务院新华门前示威演讲三个小时，亲率请愿团代表两次向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递诉呈文，要求“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院依律处分，以全国法而救湘民！”在等湖南青年、各界人士的鼎力奋斗之下，驱张怒潮一浪高过一浪。
1920年4月1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由旅沪的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曾以湖南改造促成会名义给老同盟会会员、上海报人曾毅写回信，并在1920年6月28日上海《申报》《民国日报》和7月6日、7日湖南《大公报》上发表。特别要求“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三千万人，人人要发言，各出独到之主张，共负改造之责任”。
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报上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开始引人注意。病重的杨昌济特地致信当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推荐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在湖南人民一致声讨下，直系撤兵、湘军进逼，祸省殃民的军阀张敬尧于1920年6月11日匆忙乘兵舰逃离长沙。在驱张运动中，新闻舆论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驱张运动取得胜利，这是在湖南的发展，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具体表现，显示了民众大联合的威力，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为中共早期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准备了干部，创造了条件。
在新闻实践中几试身手的意气风发，在1921年新民学会新年会议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他毅然表示：“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新闻工作，成为内心为之倾倒的革命职业之一。
创办书社，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
处于世界观转变时期的，急切地向新民学会的会友们，向广大青年，向社会各阶层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这种崭新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新文化、新思想在三湘大地激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湖南得到广泛开展。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的形式多样，编报刊、办书社、组社团、开夜学，特别是1920年8月成立的长沙文化书社，主旨是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由易礼容任经理，任特别交涉员，聘请陈独秀、、恽代英、李石曾、左舜生、赵南公、杨端六为信用介绍，与全国书刊界广为联系。长沙文化书社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团结湖南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和政界、商界名士50余人，争得各界投资，扩大社会影响，四处设立分社、分销处。
创办文化书社，是在湖南推进新文化运动、传播新思想的重要新闻工作步骤之一。湖南近代以来有湖湘文化的孕育和发展，但是地处内地，风禁不开，虽有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冲击，但是还“不能说湖南已有了新文化”，因此，认为不补上新文化运动这一课，就无法研究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也无法研究俄国革命和传播马克思学说，各种革命进步的新思想新文化便无法在三湘大地生根开花结果，湖南也就没有根本改造的条件和可能。当时，湖南缺乏种种外界出版流行的新书刊，所以决意创办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式书社――文化书社，以解决“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的现实问题，向广大青年输送宝贵的精神食粮。
1920年7月31日，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文化书社缘起》一文，文中指出：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不但湖南，全中国全世界一样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就要从我们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湖南之所以没有新文化，是因为没有新思想；之所以没有新思想，是因为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正是我们馨香祷祝，期望不尽的。
9月9日，文化书社在长沙潮宗街56号正式开张营业。这虽然是一条不起眼的石板小巷，但是文化书社的开张营业，使潮宗街热闹起来。所有的新书报随到随销，供不应求。以“特别交涉员”身份，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想方设法扩大营业规模和范围，扩大宣传效果。他同、陈独秀、恽代英等文化界知名人士联系作信用介绍，以扩大书刊进销量。书社越办越红火，资金迅速扩大一倍，并有盈余。文化书社还同北京、上海、武昌等地的十多家书局报馆建立了经常性营业联系，并在平江、浏阳、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等地设立了分社，使新文化之花逐渐开遍了三湘大地。
文化书社推销了大量的新书刊，像《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劳农政府与中国》等新书售数百册以上，《新青年》和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主编的《劳动界》等刊物售数千份以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书报是文化书社推销的重点。经过文化书社的得力宣传推广，湖南成为全国销售新书报刊最多的省。售书同时，还赠读者许多传单，说明书社的目的是“湖南人个个像先生样思想得了进步，因而产生出一种新文化。我们的方法――至诚恳切的做介绍新书报的工作，务使新书报普播湖南省”。还向读者推荐组织“读书会”的好办法，一来花很少的钱可以读很多的书；二来可以改变中国人“关门研究法”的不良习惯，实行共同研究；三来还可以订报看，做到“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
在长沙城内的第一师范、一师附小、楚怡、修业学校成立了贩卖部。书社开办之初就销售160多种书籍，40多种杂志，3种报纸，且售量很大。其中，凡新文化运动中全国最著名的报刊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等都包括在内，书籍中大部分是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的著作，广被购售的《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反映了人们对十月革命后俄国的关注；《资本论入门》占书籍售量第二，达200本，《劳动界》周刊销量第一，达5000本，说明马克思主义通俗理论宣传受到广泛欢迎，为共产党组织的创立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这是文化书社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还与方维夏、何叔衡、彭璜等人一起，联络社会知名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公开研究、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组织青年赴俄勤工俭学。先后任该会筹备员和书记干事。他还把外地报刊发表的宣传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文章，推荐给长沙《大公报》等报刊转载，对湖南青年读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俄罗斯研究会介绍16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补习学校学习俄语，然后转道赴俄国学习革命理论。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任作民是其中的四人。萧劲光曾回忆说：经过所领导的革命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的介绍，我和任弼时同志一道到达上海去学俄文。后来扮作工人，历经艰难，前往俄国学习。那时，“到俄国去！”对于我们那样的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充满仇恨的青年，是最大的激动！
为动员和教育更多的青年进步，还采取多种多样丰富生动的形式和手法，向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和革命的人生观，开展启蒙宣传工作。他利用同乡关系，发起成立了湘潭教育促进会。他主张遵循真理，勇猛精进，先事鼓吹，造成舆论，解决腐败，实行新教育，以期涤除旧污、输入新知。
致力于研究新思想新文化的，当然也不放过接触当时名震中外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及罗素等人学说的机会。1920年10月，杜威、罗素由蔡元培、吴稚晖、张东荪、李石曾、杨端六等人的陪同下，到长沙讲演。这在湖南是颇为轰动的事情。积极参加了筹备和接待工作，并被《大公报》聘为讲演大会的记录员。听了杜威及罗素的演讲之后，立即与彭璜、张文亮等人讨论。认为杜威及罗素的教育学说“颇有研究之价值”。但是他也不同意他们那种“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和“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并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说：“我对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正是通过对各种“主义”的了解、认识和比较，逐渐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方向靠拢。
从现有史料来看，在青年时期就积极投身进步新闻报刊的编辑实践，他创办《湘江评论》，主编《新湖南》，为《大公报》《申报》等国内诸多报刊撰写、编辑稿件，设立各类通讯社组织等。在这些新闻实践中，他以报刊为阵地，与封建专制制度、与军阀作斗争，积极扩大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李后来回忆道：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则莫过于创办文化书社这件事。
新闻活动，使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中崭露头角
中国共产党在其初创时期就非常重视舆论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新青年》于1920年9月改组为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三周年时，上海发起组又出版了《共产党》月刊，由李达主编，以表明坚决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共产党》和《新青年》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己任，对当时流行的伪社会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尤其是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为建立列宁主义的中国党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青年的新闻活动，使他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中崭露头角。他的早期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对于在湖南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与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的早期新闻思想，以引导舆论、塑造民魂、鼓舞人民为主要内容和特色。青年为湖南《大公报》做馆外特约撰述员时，就主张新闻报刊要“傍着活事件来讨论”；他在主编《湘江评论》时，明确提出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1920年9月，应《湖南通俗报》馆长何叔衡的邀请，参加该报第一次编辑会议时，他明确提出改进的要求：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讲空洞的大道理。
1920年夏，湖南长沙列入陈独秀、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计划，由陈独秀、李达联系，请负责在长沙建党，并把上海建党建团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宣言》、党纲草案、青年团章程、《共产党》月刊及时寄给。李启汉、李中也把上海早期党组织情况向通报。及时了解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给蔡和森写信告知“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个字”。
湖南早期共产党组织在社会宣传、工人运动及师范教学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扩大文化书社业务，在各地办分社、贩卖部，负责人多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新民学会会员。其次，编辑出版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宣传湖南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社会问题观点。其三，利用公开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推荐下，湖南《大公报》转载的《从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迁的原因》、《共产党》月刊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文稿。其四，慎重发展早期党员团员。对发展工作非常谨慎，从1920年10月开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一直强调“注意找真同志”“多找真同志”，“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注意潜在切实，秘密从事”，在同志之间提倡批评，强调“吾人唯有主义之争”“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树立良好的风气。
1920年11月，和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字，建立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党的8个早期组织中，湖南党员参加了6个早期组织的活动，除上海、北京、长沙早期组织外，还有东京的周佛海、巴黎的陈公培在海外参加了建党活动，广州早期共产党组织成员李季的译著《社会主义史》对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影响。蔡和森、向警予、李等人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信仰马克思主义，为建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认真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湖南一批早期党员，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与湖湘文化精华碰撞产生的灿烂结晶。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何叔衡代表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参加大会，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参加党的一大的湖南党员有、李达、何叔衡、周佛海四人。和长沙共产党组织的建党活动与宣传工作受到与会代表的重视。据李达回忆：当时党的工作很注重马列主义的宣传与工人运动，长沙小组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成绩，长沙的组织比较统一而整齐。
入*介绍人发言稿 篇2
经由前一段时间的培养考察，该同志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进步，各方面更加符合一名**正式*员的尺度。在思惟上当真学**的*精神，学习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当真领悟**社会的要义。在*时的学习糊口中施展先锋模范作用，发扬抗震救灾精神，积极介入志愿流动。始终如一地向***汇报思惟动态，全心全意服务同学。
这一季度里继承对该同志进行考察培养。经由半年多的考察培养，该同志在**思惟上能自觉与*保持高度一致，并继承加强*的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在大是大非眼前态度坚定，旗帜光鲜。*时能用正式*员的尺度严格要求自己，能准确处理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在前一时期的工作调动中表现出了较高的思想觉悟。本职工作和**交给的工作都能比较精彩地完成。该同志在*时能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克服缺点，在学习糊口中施展骨干作用。但是，也还存在一些缺点：请**继承考察。如果考察及格，希望**接纳该同志进入***。
入*介绍人发言稿 篇3
XX同学能认真学习***列宁**、*思想、*理论和“*”重要思想，自觉学**的基本知识和形势**，**思想上进步明显，对*认识明确，入*动机端正，有为*奋斗终身的决心。*时能以*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学习勤奋，成绩优秀。担任班长学习，坚持原则，认真负责，以身作则，严格管理，热情服务，团结带领广大同学共同做好班里各项学习，深受广大师生一致好评，去年被评为校“优秀学生**”。对*忠诚老实，为人襟怀坦白，自觉遵守校纪校规，善于团结同学，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缺点是：学习中计划性和细致性不够。鉴于此，我认为XXX同学已基本具备*员条件，我愿意介绍其加入**。
入党介绍人的发言稿范文 篇4
我国的报业竞争日趋激烈，要在竞争中取胜，各报都要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优势。
党报的优势何在？时政新闻是党报最大的优势。
如今，由于党报的时政新闻报道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认识不足，思想不够解放，多年一贯制，处于应付状态，主动出击少等原因，致使时政新闻报道形式僵化、内容狭窄，从而在公众甚至报业同仁中产生一些误区。
误区一：时政新闻读者少
党报时政新闻的读者确实不多，但不能因此就断言公众不喜欢时政新闻。
电视新闻联播和电台新闻联播的内容大都是时政新闻，很受观众和听众的欢迎。笔者常见，许多人边吃晚饭边看新闻 ；也常见，许多人为了看电视新闻联播而推迟吃饭时间。这足以说明公众关心时政新闻。
报纸的时政新闻之所以读者少，一个原因是，报纸送到读者手中时晚于电视、电台的新闻节目，读者看到报纸时已经知道了这些时政新闻，当然不再感兴趣。
另外一个原因是，报纸的时政新闻与电视、电台的时政新闻内容一样，没有更多的信息量，反而没有电视直观。
读者所需，就是我们报人努力的方向。党报要发挥出时政新闻的优势，就必须深入挖掘，要把同一条时政新闻写得比电视和电台有更多的信息量。
有一次，林廷生副省长会见一位院士，笔者前去报道。整个会见过程像绝大多数副省级领导同志的会见活动一样 ：亲切友好地介绍了山东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丰富的矿产资源、人力资源、教育资源等社会资源。但是就在正式会见结束、双方步入宴会厅时，双方交头接耳说道：将于当晚公布的新院士名单中，又有好几个人是山东的。笔者立即将这条信息告知夜班领导，得到支持，迅速搜集了这几个新院士的有关情况，配合新华社公布的新院士名单一起发了，效果很好。
按照现行的做法，正省级领导的会见活动稿发一版，字数六、七百；副省级领导的会见活动稿发二版，字数300左右。其实，根据笔者多次采访会见活动的情况看，省委书记、省长的会见，内容大都很丰富，但也有例行公事的，在报道上不应固定字数，应当按照信息量的多少，可长可短，这样做也没有攀比的 ；副省级领导的会见活动，大都信息量少，写成300字左右也常常是记者们自己在找些套话来硬凑，完全可以在二版上方突出发成一个标题加一句话的简明新闻。这样做，既突出又节省版面，领导同志也不会有意见，因为领导同志关心的是突出地发了他的活动，至于他讲的内容倒并不关心，甚至他也知道报道出来的内容中有很多都不是他说的。
时政新闻报道必须讲政治。讲平衡是讲政治的一种具体体现。时政新闻的主角大都是领导同志，对于同一级别的领导同志参加的活动，必须在报道数量和版面安排上讲平衡，这是宣传纪律，必须遵守。
那么，同是副省级领导同志参加的活动，如果有的信息量大，有的信息量小，如何处理？
这似乎是个难题，其实也不难。如果报社经过请示后作出规定 ：副省级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见活动都在一版或二版发简明新闻。那么，从会见活动中挖掘出的其他信息可以单发成新闻稿件。如此，便既保持了平衡，又不至于因为字数所限挤掉了新闻。
误区二 ：时政新闻只是会议会见和讲话
无论是在党报还是电视、电台的新闻中，时政新闻的绝大多数都是会议、会见、领导活动和讲话。时间久了，许多人包括新闻同仁也误认为，时政新闻就只有这些。其实不然。时政新闻的内容很宽泛，可以挖掘的领域很广，还应包括政策规章、法律法规、人事变动，等等。
仅就会议而言，在常规的会议报道之外，还有很多内容可以报道，例如，会议的背景、讲话中的所指，大都为读者所关注，都可以挖掘开采。
在报道形式上，除了直接的报道，还可以采取间接的报道，例如，根据会议精神或会上领导讲话精神写成社论、评论或者权威人士吹风等等。
过去，党报对法律法规的报道，大都只是遵照规定在法规通过后全文刊登。其实，很多法律法规都是社会的热点，为广大读者所密切关注。今年，笔者得到总编室的支持，在报道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法规时，进行了深入挖掘，从制定该法规的背景、审议修改过程、法规内容解读到出台后对公众的影响等，跟踪报道全过程，赢得了大量读者，也受到读者好评。当然，由于版面限制和笔者自身水平所限，还有很多该挖而未挖、该报而未报的。
误区三：高层人事变动只能发简历
人事变动，尤其是高层人事变动，历来是公众最关心的话题，当然也应当是党报报道的内容。但是，按照几十年来形成的惯例，地市委书记、市长、厅长的变动由于级别不够，省级党报是不发简历的，只有副省级以上的领导变动才发简历，并且，副省长只发100多字，远远满足不了读者的阅读需求。以至于有人事变动时，街头巷尾传播着道听途说的错误消息，社会效果很不好。
既然读者有需要，党报作出权威的报道还可以堵塞小道消息，避免以讹传讹，党报为何不多做报道呢？原因是几十年来的惯例。
其实，组织部的同志讲，他们也希望多介绍一下新领导，但是怕报社不愿意比往年多给版面。本可能是两相情愿、皆大欢喜的好事，由于缺乏沟通，党报的权威性和热点新闻就这样年复一年的漏掉了。
前段时间，《南方日报》率先打破惯例，对新任的中央几位部长大篇幅地做了介绍，一时间，洛阳纸贵，读者争相传阅。至今也没有听说该报受到批评。
据笔者多年来随同领导同志活动发现，很多报道上的惯例，其实都是党报自己给自己定的规矩，自己给自己做的套子。如果党报要求突破，请示一下领导同志，基本都会获得批准的。
入党介绍人的发言稿范文 篇5
对他的要求可以答应，但对出书一事，我回函称那是一个“悲壮的计划”。原因很简单，该书记述的主体已不存在，无人赞助；主要读者不知去向，发行困难；中国的传统是官修史志，本届湖北省志亦然，仅凭打工者一己之力如何出版类似县市报志的书稿呢？
还真没想到，今年冬天，悲壮的计划渐成现实，一部准志稿传到了我的电子邮箱。
“存史资政育人”是志书的三大职能，其中存史最重要也最具基础性。粗览全书，其搜集保存资料的完整性、系统性给人印象深刻。在大事记部分，书稿记载了湖北80多年的县报史，记载了大革命时期、合作化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湖北省县市报三度兴盛，又因自然灾害和减轻农民负担两度奉命停刊的史实；在报社简介部分，该书重点介绍了改革开放中各家县市报纷纷复刊、艰苦创业、不断求索、不断发展的历程，介绍了各报在新闻改革、宣传报道、经营管理、队伍建设、理论探讨等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存在的不足；在文件文章选编部分，此书选录了来自中共中央宣传部、湖北省委宣传部有关县市报的文件，选录了湖北省县市报研究会历次会议的会议纪要及历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三个部分互相补充、印证，勾划出湖北县市报的发展脉络，描绘出改革开放年代湖北县市报的发展全貌。其中不乏难得一见的珍贵史料。
此书记载了我省县市报人的奋斗、欣喜，也记载了他们的困惑、痛苦和激烈思想斗争，特别是在奉命停刊时刻的所思所想。书中收录的《监利报》近3000字的停刊辞，读来柔情百转，荡气回肠：“悲壮呀，这让人想起98抗洪三洲扒口分洪的悲壮，尽管三洲抗洪军民一百个不情愿，但是，为了确保江汉平原的安全，三洲的口子还是扒开了。《中国青年报》刊发这则消息用了一个标题叫做《悲壮的弃守》，此时此刻，我们心头一样涌起弃守的悲壮。”作者接着自劝自解：“想不通，有什么想不通呢？党报必须讲党性，党报要听党指挥。党要办，一定办好，党要停，坚决服从。这是党报必须遵守的原则和纪律。”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看到县市报人的原则操守，感受到他们的激情与才华。
中国县市报办办停停，几起几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是何道理？正如那篇停刊辞所言：“其间蕴含的东西太丰富也太复杂了，太深沉也太厚重了”。探讨县市报的兴废存亡不是这本书的任务，存亡继绝也并非作者本意，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只是搜集史料，忠实记录。这源于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报人情结，更是出于历史传承的责任。因为他知道，作为湖北省县市报研究会的最后一任会长，历届会长珍藏的资料，像接力棒一样正好传到了他的手上；全省52家县市报在他的任期内集体消失，时间尚不遥远，理应有所交待。于是，没有领导机关布置，不用任何人催请，他自己给自己下达了一个庄严的任务，而最终他也完成了这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