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纽约》教案优秀5篇》

这里是细致的小编沧海红颜帮家人们收集整理的《走进纽约》教案优秀5篇，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价值。

走进纽约范文 篇1

世界上所有的幸福安详和郁郁寡欢都集中在纽约身上，任何人都属于它，它却不属于任何人。

冬天来了，宽敞的街道上走过行色匆匆的人们，大城市的快节奏在这里一览无遗。冬天，纽约天黑得特别早，街边的小树被绑上层层环绕的灯线，在依稀能够辨认出天色的傍晚，发出梦幻的色彩。

城市的上空漂浮着幽雅的旋律，教堂的晚钟伴随着几只鸽子微小的身影从头顶飘过，恍然如同身处欧洲的某个小镇。钟声似乎停了，但纽约没有停，纽约的人也没有停，水深港阔的纽约港也没有停。哥伦布却停下了他的脚步，在他发现这块土地之后五百多年的今天，那个“从天上掉下的一块地”竞成为世界大都市。

曼哈顿是纽约的心脏。在这个狭长的小岛上，闻名于世的景观，五彩缤纷的多元文化使人目不暇接。踯躅在曼哈顿最繁华的第五大道，道路两旁的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闪闪发亮，让人不由得感叹，这就是世界经济的核心。

第五大道汇集了世界上所有精品服饰，人们可以找到所有顶级的牌子。置身于此，随时都能领略到贵族的奢靡与繁华。当年这里还只是一条乡间小道，今天它已经是纽约的商业中心。几乎没有街道能像第五大道那样，能够包揽这么多家货品齐全的商店，让人喜爱的商品应有尽有。在第五大道你可以感受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浪漫。

远处，长达25公里的百老汇大道被各色的建筑装点得如同雨后的彩虹。阳光被稠密的摩天大楼遮住，射进来的只有一道光，好似中国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头顶的这道光使整个街道显得阴暗，也许这就是百老汇大道又被称为“五彩世界”的原因吧。在这条美丽与丑陋同路、富裕和贫穷共生、繁华与凄凉并存的路上，将纽约的内在展现得淋漓尽致。

再往远处走，150年前的“三一教堂”默然矗立，笨拙的钟声隐约的向外扩散。在这条彩虹般的街道上，所有的巨型建筑都巍峨的耸立着，无数灯光闪烁不停，七十多层的大厦雄风凛然。

曼哈顿第42大街、弗洛德街和第7路交叉的三角地带的时代广场上，直冲云霄的高楼和天空上五光十色的光环使人如入梦境。这里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可乐广告的霓虹灯从楼顶直铺到楼下，豪华的轿车被挂在楼上，3。2万立方英尺的广告在著名的弗利斯剧院门前镶嵌着，如果不是置身其中，还真的以为那是童话。

从曼哈顿临街向左穿过百老汇街，一直走到头，不到1公里，就能看见赫德森河的河畔公园。公园北起亨利——赫德森大桥，南到南渡口，长约24公里的河岸，都是一片醉人的绿色，连成一片的绿色植被海洋。园内绿茵遍地，绿树环绕，一个人走在灰色的石板路上，如入无人之境。河畔公园的路面是灰色的，路边的水泥靠背坐椅已很陈旧，有些木条已经失落，只剩下水泥的支架。成群的鸽子在公园的各个角落里散步，行人走过来它们也不避开，好像它们是这里的主人。路面上散落着还未来得及清扫的金色树叶。走到路的尽头，可以看到一座巍然伫立的哥特式教堂。十多层高的正方形钟楼，四角分层次竖立的小柱上布满了各类信徒们的塑像或宗教造型。

在曼哈顿惜土如金的地面上，哥伦比亚大学颇有声誉。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总统前，曾经担任过该校的校长。学校虽然不大，甚至有些狭小，但花园式的布局使整个校园显得宽敞明亮，舒适静谧。由礼堂两侧的小路向后走去，小块布局的各具特色的教学楼如花园般分布在路的两侧。白色花岗岩的墙体（设计者匠心独运的在某处再加上一块褐色的砖墙）、透明的落地玻璃窗、淡绿色的屋顶，明显少了普林斯顿田园式的悠闲和自然，但色彩丰富的画面又很温馨，别有风味。

曾经的贫民窟林肯中心已经重建并成为纽约的古典音乐中心，远处隐约的闪过一个人影，伯恩斯坦带着他的《西城故事》来了。世界上各种肤色的人在这里汇聚，敲打着铙钹的黑人如痴如醉的自弹自唱，无论声音有多大都不会有人阻扰；开放的性文化和现代行为艺术鳞次栉比，令人瞠目结舌，相信这是一个小国所难以为之的。

进入纽约港，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气势壮阔地屹立在水天之间。水中的星光和天上的星辰遥相呼应，散发着这座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纪念性建筑所独有的魅力与气魄，代表着自由、和平、平等的自由女神雕像在月光下用她那神圣和庄严的目光俯视着浩瀚的大西洋，手中高高举起的火炬在夜色中焕发出异样的光彩。

走在华尔街上，哼一曲老歌。怀旧的音调在中央公园的花花草草中繁衍生息，也许将来再到纽约的时候你会想起，自己曾经在这里唱过！

走进纽约范文 篇2

2006年的春天，我从芝加哥来到纽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寻找鲍伯・迪伦当年的足迹。那时，我刚刚读完鲍伯・迪伦自己写的传记《Chronicles》（我国翻译为《像一块滚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年轻的鲍伯・迪伦，当年也是从芝加哥来到纽约。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纽约，自从1959年的春天，他离开家乡北明尼苏达的梅萨比矿山，来到了明尼阿波利斯之后，他还是第一次离开家乡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要穿过伊利诺伊州、印第安那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一直向东再向东。只不过，和我来纽约的时间不一样，那是一个冰雪覆盖的冬天。他坐在一辆1957年黑羚羊破车的后座上，昏沉沉地坐了整整一天一夜二十四小时，一刻没停地来到了纽约。当这辆黑羚羊驶过乔治・华盛顿桥，他被“砰”的一声甩下车，像货物一样重重地落在了纽约冰冷的雪地上。

在那本传记里，他说：“我终于来到了这里，纽约市，这座好像一张复杂得难以理解的大网的城市，我并不想尝试去理解它。”

三月春天的纽约，虽然树木还没有一丝绿意，春寒料峭之中，匆匆行走在曼哈顿大街上的人们，依然还需要穿着厚厚的棉衣，但是，已经不再是鲍伯・迪伦感受的冬天中那种“城市的所有的主干道都被雪盖着”昏暗冰冷的情景了。

站在纽约街头，我在想，鲍伯・迪伦为什么选择在那一年的冬天来纽约呢？哪怕是如我现在一样初春时来，也要好得多呀，起码可以不必为烤火取暖而不被冻死街头去担心，起码可以不必那么着急去那个叫做“问号瓦”的酒吧去打工，没有工钱，每晚只有可怜巴巴的几个零花钱，乞丐一般的勉强糊口度日。也许，他就是专门选择这样一个季节，励志青年一样，为的就是考验一下自己的意志和决心？

来到纽约的第一天晚上，我来到了时代广场。当它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它比我想象的要小。人流如鲫，疯狂的霓虹灯闪烁着，让这里比纽约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流光溢彩，喧嚣而沸腾，给我的感觉像是一杯满满腾腾溢出杯口的色彩炫目的鸡尾酒。我不知道此刻的时代广场，和当年是不是一模一样，只知道当年在“问号瓦”酒吧里，听说时代广场上有一个叫做“赫伯特的跳蚤博物馆”的演出地方，鲍伯・迪伦特别渴望跳出狗窝一样的“问号瓦”，能够到那里去唱歌。我不知道他后来找到没有找到那个地方，但那确实是他来到纽约之后第一个向往的地方，他渴望沾一沾那杯鸡尾酒溢出的泡沫的味道。

第二天的晚上，我来到了格林尼治，“问号瓦”酒吧就在这里，那只是地下室里一间肮脏而潮湿的屋子，却是鲍伯・迪伦在纽约表演生涯开始的地方，他用口琴为人家伴奏。夜色笼罩下的格林尼治，安静异常，除了迷离的街灯梦游一般闪烁，几乎见不到行人。虽然再没有了当年冬天的寒风呼啸，却也再没有了当年的“问号瓦”酒吧。在那间简陋破败的酒吧里，我难以想象，年轻的鲍伯・迪伦朝不保夕，竟然充满着那样的自信，起码在他现在写的自传里，显得是那样的自信：“我不是来寻找金钱和爱情。我有很强的意识要踢走那些挡在我路上不切实际的幻想。我的意志坚强得就像一个夹子，不需要任何证明。在这个寒冷黑暗的大都市里我不认识一个人，但这些都会改变――而且会很快。”

他凭什么认为会很快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一直奇怪鲍伯・迪伦的自信是从何而来？是因为时过境迁之后将一切包括心情和事实不自觉地都重新改写，还是仅仅是出自心中对音乐的那一份痴迷，便战胜了一切的艰难困苦？也许，是因为年轻的缘故吧，只有年轻，才会将一切痛苦和磨难都化为幸福，让哪怕是丛生的荆棘，也能够编织成鲜花的花环。他就像现在那些居住在我们北京郊区农民房子里或蜷缩在城里楼房地下室里的“北漂一族”一样，让心中音乐的理想之花开放在一片近乎无望的阴暗潮湿之中。

在鲍伯・迪伦的自传中，有一段他和“煤气灯”酒吧的著名歌手范・容克（Dave Van Ronk）的传奇邂逅，写得很精彩。他极其崇拜范・容克，在来纽约之前，他就听过范・容克的唱片，而且对着唱片一小节一小节地模仿过他的演唱。鲍伯・迪伦曾经这样形容范・容克：“他时而咆哮，时而低吟，把布鲁斯变成民谣，又把民谣变成布鲁斯。我喜欢他的风格。他就是这个城市的体现。在格林尼治村，范・容克是马路之王，这里的最高统治者。”

那个纽约寒冷的冬天，鲍伯・迪伦如一枚被抽打的陀螺，不停地旋转着在格林尼治村的几个酒吧里混日子。有一天，他正在一个叫做“民谣中心”的酒吧里，人高马大的范・容克披着一身雪花突然走了进来，让鲍伯・迪伦对和他的不期而遇感到异常的惊异，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他看见范・容克抖落身上的雪花，摘下手套，指着挂在墙上的一把吉布森吉他要看。就在他看完并拨弄几下琴弦之后要走的时候，鲍伯・迪伦一步上前，“把手按在吉他上，同时问他如果要去‘煤气灯’工作，该找谁？……范・容克好奇地看着我，傲慢，没好气地问我做不做门房？我告诉他，不，我不做而且他可以死了这条心，但我可不可以为他演奏点什么？”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那天，鲍伯・迪伦为范・容克演奏了一曲《当你穷困潦倒的时候没人认识你》。他便从“问号瓦”走到了“煤气灯”，开始了和范・容克一起演唱的生涯。他每周可以有60美金的周薪，这是他来纽约之后第一次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这个坐落在麦克道格街上首屈一指的酒吧，将带着他改变命运。当他第一天晚上去那里演唱，在走向“煤气灯”的半路上，他在布鲁克街一个叫米尔斯的酒馆前停了下来，走进去先喝了点儿酒，镇定一下自己的情绪。“出了米尔斯酒馆，外面的温度大概是零下十度。我呼出的气都要在空气中冻住了。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冷。我向那迷人的灯光走去……我走了很长的路到这里，从最低层的地方开始。但现在是命运显现出来的时候了。我觉得它正看着我，而不是别人。”

我猜想，大概从那个零下十度的冬夜开始，纽约对于鲍伯・迪伦不再那样的寒冷，而成为了他自己的纽约了吧？在这以后，纽约即使不是敞开温暖的怀抱拥抱他，起码如同一轴长长的画卷，开始向他舒展着他渴望看到的温馨而能够充满想象的一面，而不再仅仅是冰冷阴暗垃圾簇拥的一面。那时候，他常常一清早就爬起来，跑到城北边的博物馆里，看了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那么多画家的名画，从委拉斯凯兹、戈雅、鲁本斯、格列柯，到毕加索、康定斯基、博纳尔和当时的现代派画家雷德・格鲁姆斯。在格林尼治那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他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还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奥维德的《变形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伯里克利的《理想的民主城邦》、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则》、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乃至塔西佗讲演稿和书信，可谓是儒道杂陈，五花八门。当然，他读得最多的还是诗歌，拜伦、雪莱、彭斯、费朗罗和爱伦・坡，都成为了他的启蒙，他第一次将爱伦・坡的《钟》谱写成了歌曲，弹奏着他的吉他演唱，开始了他歌曲新的创作，那种民谣风格融入丰厚的文学的光彩，如雪花一样晶莹闪烁。风雪交加的纽约，给了鲍伯・迪伦最初的磨炼和考验的同时，也给了他最初的艺术营养和积累，让他一点点羽毛丰满，终于有一天箭在弦上，时刻处于引而待发的状态，饱满的张力，如同一颗阳光下快要炸裂的种子。

在这个时候，他还乘一个半小时的长途汽车，到新泽西莫里斯镇，爬上山坡上到那个叫做灰石的医院，去看望他所崇拜的正在病危中的上一代民谣大师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他给他带去了他最爱抽的罗利牌香烟，他为他演唱歌曲，每一首都是格思里自己创作的，他用这样的方式向心目中的大师致敬，也慰藉着病重中的大师。鲍伯・迪伦还曾经遵照格思里的嘱咐，踩着那时候风雪泥泞的沼泽，特地到布鲁克林的科尼岛上格思里的家中，寻找格思里未来得及谱上曲的那一箱子歌词和诗稿。我知道，格思里代表着50年代，而鲍伯・迪伦则代表着新生的60年代，这是新一代和老一代的交接和告别仪式，意味着50年代真的无可奈何也别无反顾地结束了。鲍伯・迪伦就像是上帝专门为60年代而创造的歌手一样，敏锐地感知着60年代的每一根神经。鲍伯・迪伦的诞生，宣告了垮掉的一代和忧郁的布鲁斯、乡间民谣的50年代的结束。

面对60年代所发生的这一切，鲍伯・迪伦用他嘶哑的嗓音抒发出了他对于这个世界理性批判的态度和情怀。他以那样简朴疏朗又易学易唱的旋律、意象明朗且入木三分的歌词、沙哑深沉而强烈愤恨的情绪，站在领头羊的位置上，充当着人民的代言人的角色。虽然，在60年代，他也唱过类如《来自北部乡村的女孩》那样的爱情歌曲，但他大部分唱的是那些激情洋溢的政治歌曲。听他那时的歌，总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们的《黄河大合唱》，他就像是站在那浩浩大合唱前面的慷慨激昂的领唱和领颂。他的歌声就像马丁・路德・金的演讲一样，震撼着美国和世界的许多角落。

可以说，所有以后发生的这一切，纽约的作用不可低估，纽约是鲍伯・迪伦这一起跳最有力量的一块跳板。很难想象，如果鲍伯・迪伦一直还在明尼苏达或者伊利诺伊州，会是什么情景，还会有今天的鲍伯・迪伦吗？纽约并不像鲍伯・迪伦所说的只是“一张复杂得难以理解的大网”，而更像一株盘根错节枝叶参天的大树，让每一只飞翔的鸟都有自己落栖之处，给你磨难，也给你营养，给你眼泪，也给你欢笑，然后送你飞上更广阔的天空。

其实，我在纽约前后只住了短短的三天，但是，根据他写的自传，我还是尽可能找到他在那里面提到过的一些地方。在格林尼治，他最常出没的地方，几乎都能够看到他年轻的身影，即使当年他所演唱的那些酒吧早已经物是而人非，新的地图上勾勒出的是新的地表景观。我也曾到第三和第七大街，那里分别是爱伦・坡和惠特曼的故居，当年，鲍伯・迪伦每一次路过这里的时候，总要对着那窗子投去哀悼的目光，想象着他们在那里写出的并唱出的灵魂深处的真实的声音。那时候，望着他们人去楼空的窗子，他渴望自己像他们一样成功而成名，渴望着自己也能够唱出他们那样至诚至爱的声音。而如今，正如鲍伯・迪伦说的：“这个城市像一块未经雕琢的木块，每一名字、形状，也没有好恶。一切总是新的，总在变化。街上的旧人群已经一去不返了。”我只不过是在重复着鲍伯・迪伦的步伐和心情而已。

我没有能够找到赫德逊街和斯普林街，它们应该就在格林尼治附近，但那晚我去的时候，风很大，街上难得见到行人，好不容易看见了人，都是旁边纽约大学的学生，他们不是一脸茫然，就是说的英文我听不懂，人生地不熟，我只好无功而返。

在那两条街间，那时候在一个垃圾桶旁边，曾经有一个小咖啡馆。那个鲍伯・迪伦初来纽约寒冷的冬天，有一天，他走进了这家小咖啡馆。“午餐柜台的女招待穿着一件紧身的山羊皮衬衫。这件衣服勾勒出她优美的身体曲线。她的蓝黑色头发上戴着一块方头巾，有一双有神的蓝眼睛。我希望她能爱上我。她给我倒上冒着热气的咖啡，我转身对着临街的窗。整个城市都在我面前摇晃。我很清楚所有的一切都在哪里。未来没什么可担心的。它已经很近了。”在鲍伯・迪伦的自传里，读到这里，我很感动。也就是那时候，合上了书，我下决心，到纽约的话，一定要找找鲍伯・迪伦当年在这里的轨迹。

三月的纽约，寒冷却生机勃勃，百老汇大街上，人头攒动，到了夜晚，灯红酒绿，更是人的海洋，难怪提起纽约，鲍伯・迪伦总会说它是“世界的首都”。其实，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纽约终于也成为了鲍伯・迪伦的首都。从鲍伯・迪伦那个第一次从芝加哥来到纽约的时候算起，将近五十年半个世纪的时光过去了，鲍伯・迪伦已经老了。年轻的鲍伯・迪伦，只和这座城市的记忆和他自己的歌声同在。

我想起前两年，鲍伯・迪伦出现在格莱美、金球奖和奥斯卡奖颁奖晚会上的样子，和他年轻时候的照片对比，你不得不感慨时光的无情，将一个年轻人迅速地雕刻成了一个瘦骨嶙峋的小老头。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当听到他的名字，所有到场的观众欢腾的情景，让我感到有些奇怪，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摇滚歌手都能够赢得如此值得骄傲的荣誉，他得到了。难道他不应该得到吗？约翰・列侬去世了，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人从60年代唱到上一个世纪之末又接着唱到新世纪的到来（2001年，他出版了新的专辑《爱与偷》）。他和他的歌声一起跨越了一个世纪。在万众欢腾瞩目中，2001年，那一年整整60岁的鲍伯・迪伦站起身来走向台的时候，镜头上他的脸如核桃皮一样坚硬而皱纹纵横，但我相信里面的仁儿肯定是软的，是香的。

走进纽约范文 篇3

每天中午有一艘轮船从哈佛开往纽约，且每天同一时刻也有一艘轮船从纽约开往哈佛，轮船在途中均要航行七天七夜。试问，每条从哈佛开出的轮船在到达纽约前能遇上几艘从纽约开来的轮船？

同学们，请你们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你们想到方法了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过采用下面这些方法：

一、游戏法

你可以组织班上的同学一起来做个解题游戏：你站在学校操场的一边，扮成从哈佛开出的那艘轮船，其他同学站在操场的另一边，扮成从纽约开往哈佛的轮船，中间用六张小凳均匀分成七等份（相邻两张小凳间的距离约两步长），用来表示一个昼夜的航程（白天一步，夜晚一步）。在你的口令声中，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用相同的步幅向你这边走过来，前一位同学刚走到小凳处，后一位同学就开始出发，犹如每天中午从纽约开出的轮船。当第一位同学走到你这边，你就立刻匀速向对面走去，并记下迎面碰到的同学数。当你走到对面的时候，结果就出来了，一共遇到了15位同学。这就是说，将会遇到15艘同一公司的轮船从对面开来。

不仅如此，如果你注意记录下与每一位同学相遇的地点的话，你会发现每到小凳处就会遇到一位同学，每到两张相邻小凳之间处也会遇到一位同学，加上出发时遇到的那位同学，一算便知在途中遇到了15位同学。

同学们，你们说这样的解题游戏是不是很有趣啊？

二、算术法

在做解题游戏的过程中，如果设每艘轮船的速度是x海里/昼夜，一艘轮船刚与迎面驶来的轮船相遇时，同下一艘即将相遇的轮船间刚好相差一昼夜的航程（想一想，为什么），即为x海里。因此，同下一艘轮船相遇的时间应是x÷（x+x）=0.5（昼夜），也就是说一艘轮船可以在一昼夜遇到两艘迎面驶来的轮船。那么，七昼夜一共可以遇到7×2=14（艘）从对面开来的轮船，加上出港时遇到的一艘，一共15艘轮船。

同学们，你们说这样的算术解法是不是既简单又有趣呢？

三、图示法

如下图所示，如果我们用两条平行线分别表示哈佛和纽约这两座城市，把从纽约出发的轮船的出发日期和到达哈佛的日期连成线段，这些线段都是长度相同的平行线段，表示它们各自的航行路程的图线。最后我们假设这艘从哈佛出发的轮船的出发时间为7号，把它的出发时间与它的到达时间也用线段相连，不难发现这根线段的长度与上面的平行线段是等长的，这与条件“轮船都在同一航线上航行”相吻合。看！奇迹出现了，这条线段与从纽约出发的轮船航行路程的图线产生了15个交点，这15个交点的位置就是它们相遇的具体地点，因此“斯图姆的轮船相遇问题”的解应为15艘轮船。

四、转化法

我们先来考虑一个问题：“如果该轮船公司要维持哈佛与纽约之间的正常航行，至少需要配备多少艘轮船？”要解决这一问题，可设一艘轮船第一天中午从哈佛出发，经过七天，第八天中午到达纽约，第九天中午从纽约出发，再过七天，第十六天又回到了哈佛，开始准备下一个来回的航行。这十六天中，每天中午需从哈佛发出一艘轮船，所以，要想维持正常航行至少需要16艘轮船。

那么，如果该轮船公司的16艘轮船都在航线上，其中一艘轮船从哈佛出发时，它后面一艘轮船正好回到哈佛，它们之间没有其他的轮船；这艘轮船到达纽约时，它前面一艘轮船正好从纽约出发，它们之间也没有其他的轮船。这样，在从哈佛到纽约的航程中，该轮船与本公司的其他15艘轮船都要相遇一次。因此，从哈佛出发的轮船沿途将会遇到15艘同一公司的轮船从对面开来。

同学们，让我们进一步思考，分析以上几种方法，提炼出一种最适合你们自己的方法。

游戏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题目并得到答案，但显得十分麻烦，因为它需要很多同学一起参加，不能一个人完成。

算术法显得简单，只要一个简单的式子就解决问题了，但对题目意义的理解要求很高，只有在充分理解题意，掌握必要的方法后，才能列出正确的算式，否则很容易出错。

图示法的优点比较明显：不仅有游戏法的特点，容易得到结果，还能帮助我们理解题意，用起来也十分简单，不容易出错。

走进纽约范文 篇4

只要张北海谈论身上任何一个纽扣、皮带、眼镜、名片、口袋、面纸的沿革历史，或是走到街口第一个转角所看到的某一个公用电话、信箱、窗帘、对讲机、汉堡、自动贩卖机的兴衰沧桑，就可以混饭吃。

张北海的履历一句话就可以说完：1936年生于北京，1949年移居台北，1962年从台师大英语系毕业后赴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留学，1972年考合国，定居纽约至令。但实际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前半生一直没有一个永久地址”，在经历过北京、天津、重庆、台北、洛杉矶、圣他莫尼卡等城市的不断迁居之后，他在36岁这年定居纽约，同时也开始了对城市的观察和写作。纽约他住得最久，写得也最多；而在1996年退休之后，他耗费了4年时间去写一部以他的出生地北京为背景的侠义小说，就是阿城、王德威等名家推崇备至的《侠隐》。

对张北海来说，纽约是他存身的城市，他享受这城中的一切，并且如实记录。住得越久、写得越多，越觉得无知，因此他前几年去纽约大学进修有关纽约历史的课，为以后再写这座城市打基础。北京则是记忆中的城市，他在将近知天命之年开始动写《侠隐》的念头，而且花了两年时间去搜集资料、4年时间写作，固然是实现写小说的心愿，其实也是再现一个现在已经消逝的老北京。对一座城市投入如此心力，所以一经写完，他就不打算再写了。

镜像：北京

张北海把《侠隐》故事的发生设置在他出生的1936年，主人公李天然则刚刚从美国归来，带着一种别样的感受来打量这暌违多时的北京城，绝对不是无心的巧合。读《侠隐》，如果只是为了看故事，恐怕会觉得闷；但如果不是那么急吼吼，跟着张北海的铺陈慢慢读进去，就会体会到他的苦心。他的本意其实不是要写一部“北京梦华录”，但因为他决定把这位现代游侠置放在一个真实而现实的社会中，于是尽量还原北京当时的风貌成为小说的必需，而他的描述又是满怀感情的，这就使得作为背景的北京城俨然成为另一个主角，使读者认为他是在为这座城市作传。

这座城市最迷人的地方，正如书中那个美国记者所说：“这迷人的古都，还有她所代表的一切……那无所不在的悠久传统，那无所不在的精美文化，那无所不在的生活方式……”这也是张北海的感受。在他看来，“城市是一个活的、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它必然与其历史文化人文传统密切相关，这是一座有魅力城市的基因，它的DNA。一旦失去，很难追回，魅力不再存在”。

王德威梳理台湾及海外作家的北京叙事传统，唐鲁孙、夏元瑜、侯榕生等“老北京”痛心于城楼、胡同以及老北京生活情调的消逝，张北海则不仅怀旧，还利用文字的再现力量，大肆发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奥妙。张北海是在叙述一个曾经存在过的“理想城市”。现在的北京，就像阿城说的，“只可惜北京现在完全变了，只能神游了”。

具象：纽约

张北海解释他在人到中年才开始写作的缘由，因为前半生处在不断迁居之中，虽然住过的大城小镇不少，但一直没有机会或认知去真正了解一个城市；直到定居纽约后，又为香港杂志撰写专栏，才开始用心去认识所住的城市。他写纽约随笔，好比向纽约城市学这一注入自己的一滴水；因为用中文写作，所以可以称为一滴“汉水”。他直到1gg6年才从联合国退休，因此此前的写作完全是以业余作家的身份进行。写作于他而言，除了兴趣之外，也是保留一些自我和清醒的方式，他的写作动力也是部分因此而坚持的。

正因为是业余作家，所以他写纽约，从不写政治、经济这些大问题，而是从身边的事物写起。台湾作家庄欲安称赞他，说只要张北海谈论身上任何一个纽扣、皮带、眼镜、名片、口袋、面纸的沿革历史，或是走到街口第一个转角所看到的某一个公用电话、信箱、窗帘、对讲机、汉堡、自动贩卖机的兴衰沧桑，就可以混饭吃。他写过他曾经花了14小时15分钟、唱了一打零两罐8两装的蓝带啤酒和一杯双份半的白牌加冰、吃完整整一个直径足有18英寸的Pizza、半磅以上的炸蚕豆，上了不知多少次一号，就为了计算重4磅的某天的《纽约星期天时报》到底登了多少条消息，他每天必看《纽约时报》的讣闻版，很多纽约人也一样；他住在曼哈顿，电话区域码212，“212”的人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刁、很纽约，看不上其他四区的“718”人，更看不上必须过桥过隧道才能来曼哈顿夜游的“大桥隧道帮”；纽约Houston街应该念成“好士顿”而不是“休斯敦”，如果念成“休斯敦”，就一定不是老纽约 如此这般关于纽约的一切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成为他写作的题材。陈丹青就说过是通过他的随笔了解纽约的。

走进纽约范文 篇5

2008年10月8日，历经九年的坎坷与磨难，招商银行纽约分行正式开业。这是自1991年美国实行《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法》以来，第一次批准中资银行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九年的风雨历程，梦想与现实一次次被拉近，又一次次被阻隔。

招行纽约分行获批后，就进入了紧张的筹备阶段，没有刻意选择过开业时间。谁料到，纽约分行开业之时竟与华尔街百年不遇的金融风暴撞到了一起。

也许是好事多磨，在寒冬中开业的纽约分行，被赋予了更深的意义。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纽约分行开业典礼上表示：“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又异乎寻常的日子，纽约分行在华尔街的寒冬中诞生，用纽约市市长彭博的话说，我们为寒冷的华尔街带来了暖意。”

为了这个日子，马蔚华在九年中辗转于深圳和纽约之间，拜访美国各大金融高管、名商政要，为他来招行后制定的“三步走”战略(业务网络化、资本市场化、发展国际化)的第三步艰辛地努力着。

水泥+鼠标――凸显网络优势

经过长途飞行的劳顿，马蔚华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时，已是夜里10点。10月的洛杉矶已有了深秋的寒意，走在异国他乡的夜路下，不禁让马蔚华感觉“人在旅途”的惆怅。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一路奔波，从辽宁到安徽，从安徽到北京，从北京到海南。1999年1月，马蔚华又从海南来到深圳，担任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当时很欣慰：“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业。”

但是，马蔚华面前的路却充满了坎坷。刚刚上任第一周，马蔚华就遇到了招商银行的两大危机。1999年，由于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国内银行的离岸业务(在境外吸收外币存款放贷的金融活动)质量变差，不良贷款率上升，央行叫停了国内银行的离岸业务。当时，招商银行的离岸业务多达15亿美元，叫停离岸业务的消息一旦被境外储户知道，发生挤兑，后果将不堪设想。

情急之下，马蔚华立即飞往北京，请央行先不要发正式文件，以免走漏风声。他回到深圳，用各种方法筹措外汇资金以备储户提取，终于，这场危机在他的努力下化解了。

1999年3月17日，马蔚华被董事会任命为招商银行行长的当天，招行沈阳分行出现了大规模挤兑现象，大量人民币存款被取走。当时，由于海南发展银行被关闭，社会上对中小银行普遍产生了不信任，再加上中央很多部门下发文件，要求把存款存到国有商业银行。那时的招行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银行，所以，为了防范风险，储户只好把钱从招行取出来。

身在香港的马蔚华，用电话告 诉沈阳分行的员工：“这种情况下，劝说是毫无意义的，最有利的办法就是保证支付，储户取多少就给他们多少，只要告诉他们损失了多少利息就行了，要像吸收存款一样热情地帮储户支付。如果储户取款数额太大，还可以护送他们回家。营业厅里只要有一个储户，就不要下班，要面带微笑地给他们支付。”

这种处理危机的方式，是马蔚华在处理海南发展银行关闭期间得来的经验：“在那种情况下，信心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即使银行员工心里在流泪，也要微笑着面对所有的储户。”

处理完这两场危机，马蔚华开始考虑招商银行的长远规划。他和管理层一起，制定了“三步走”战略：业务网络化、资本市场化、发展国际化。到目前为止，招商银行的业务网点已经从1999年的100个增加到700个，尽管与几大国有商业银行数以万计的网点相比，700个网点不值一提。但招行凭借互联网的优势，构建了“水泥+鼠标”的业务服务网络。

由于招行的业务网点少，很多低端客户又不愿意通过网上交易，都去了一些大银行。但这一劣势却变成了他们的优势，招行通过网络银行筛选了一大批高端客户，这使招行连续几年资本回报率都达到全球最高。2010年1月，英国《金融时报》将招商银行评为“全世界市净率最高的银行”。

在招行业务网络化实现的同时，也顺利完成了第二步战略――资本市场化。2002年4月9日，招商银行在深交所挂牌上市。2006年9月22日，招商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已经实现，摆在招商银行面前的，是如何走好第三步――发展国际化。

信用卡成功的经验――拒绝与花旗合作

国际化是一个长期概念，银行是为企业服务的，企业都国际化了，为企业服务的银行当然也要国际化。到2009年年底，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已超过2000亿美元，有7000多家境内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达1万亿美元。私人出国旅游、留学、公务增长也非常快，消费信贷转账支付和信用卡消费也大幅增加。马蔚华介绍说：“招行信用卡在2009年一年的海外消费近200亿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趋势，让马蔚华感到，现在已经不是愿不愿意“走出去”的问题，而是环境已经让自己身在其中了。

早在1999年年初，央行就下发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紧接着，以麦肯锡为首的几家跨国咨询公司受外资银行委托，对中国信用卡市场进行了一次深入调查后得出结论：外资银行在中国信用卡市场拥有非常大的潜力。

此时的招商银行也在筹划发展信用卡业务。当时，国内老百姓还没有形成借贷消费的习惯，个人资信体系尚未建立，要发展信用卡面临不少难题。正当马蔚华为开展信用卡业务一筹莫展时，时任花旗银行前董事长桑迪？韦尔主动向马蔚华伸出了橄榄枝，提出要与招行合作发行联名卡。马蔚华回忆说：“桑迪？韦尔一直是我的崇拜偶像，他是一个真正的银行家。我当时只是一家只有3000亿人民币规模的小银行的行长，听说桑迪？韦尔要约见我，跟我谈合作，非常激动。”

在两人交谈过程中，马蔚华感到：“桑迪？韦尔是看中了我在中国的营销能力，如果与花旗合作，很多东西就会被人家控制。银行对一张信用卡的服务是无形的，我们不想在自己的信用卡上印上其他银行的名字。”马蔚华考虑再三，婉言拒绝了与花旗银行的合作。

2001年，招商银行聘请了在台湾信用卡市场颇有实力的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作为顾问，开始了信用卡业务的推进。2002年12月1日，招行正式推出了国内第一张国际标准双币信用卡。六年后，招行信用卡累计发卡超过3000万张，成为国内的领先者。

此时的桑迪？韦尔早已从花旗银行退休，他的继任者普林斯也在美国次贷危机中辞职。花旗银行的第三任副主席来深圳看望马蔚华时，问起招商银行信用卡成功的经验是什么？马蔚华笑着回答：“我们成功的经验就是没跟你们花旗合作。”这位副主席当时一愣，马蔚华解释：“如果当初我们合作，我就不可能把全部资源投进去，你我肯定各占50%,这样，我们双方都要为自己考虑，都会防备被对方占了便宜，都这么想，我们就不和谐了，招行信用卡也不会像今天这么成功。”

到目前为止，招商银行与花旗银行也没有真正的股权合作，业务上的合作也不多。马蔚华曾戏言：“招行与花旗之间只能谈恋爱，不能结婚。一结婚就会有利益纷争，大家就容易翻脸。”

成立美国代表处――跨入美国第一步

信用卡的成功，为招商银行国际化做了很好的铺垫。在开拓信用卡业务的同时，招行把目光锁定在世界金融中心――纽约，开始了从筹建美国代表处到设立纽约分行的艰辛历程。当时，在洛杉矶的美国联合银行(一家华人银行，2009年11月破产)找到马蔚华，希望招商银行能收购它的股份。马蔚华说：“中资银行进入美国，瞄准的目标是主流社会。洛杉矶的唐人街是一部老华工的辛酸史和血泪史，是美国底层社会的代表，它不能代表今天的中国。我们要去的是华尔街，不是唐人街。”

全长不到500米的华尔街，历经三百年历史，期间经历了很多重大的经济、政治、历史事件。如今，华尔街已经是美国经济的代名词，这里聚集了数以万计的金融明星和数以亿计的金融资产；有富可敌国的世界性企业，有世界级的巨商富贾，华尔街是众多成功人士实现梦想的天堂。有这样一句话：全美国最聪明的脑袋都在华尔街，次一等的脑袋才去美国政府部门当差。

中资银行要迈向国际舞台，华尔街的魅力是无法阻挡的。

但是，自1991年美国实行《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法》以来，外国银行进入美国，成了一个很难实现的梦想。招商银行美国代表处从筹备到开业，历时四年之久，期间经历了两任纽约联储主席：麦克唐纳和盖特纳(现任美国财政部部长)。

为了在美国设立代表处，马蔚华通过朋友认识了时任纽约联储主席盖特纳。第一次见面，马蔚华记忆犹新：“盖特纳一见我，一脸的严肃，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问了我三个关于货币政策的问题。我之前在人民银行货币司当过司长，对于盖特纳的三个问题迎刃而解。回答完之后，盖特纳连连点头，并用中文回应了我。”

在这之后，马蔚华和盖特纳成为了朋友，马蔚华每次去纽约都拜访盖特纳。由于招行美国代表处迟迟批不下来，有一次马蔚华问盖特纳，问题到底出在哪？盖特纳说：“其实你们招商银行没有问题，主要是中国的监管体系有问题。”马蔚华回国后，找到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告诉他，美国人说我们的监管体系有问题。可事实上，当时很多美国的金融机构都积极来中国建立分支机构。既然中国的监管体系有问题，美国人为什么还要来？这令马蔚华不解。

马蔚华建议当时央行主管国际金融的副行长，让他告诉美国人，中国的监管体系有风险，建议美国人先不要来中国开设分支机构，等中国的监管体系没有风险的时候再进来。当时，刚好有一家美国的大银行正在申请天津分行，马蔚华建议央行先卡他们半年，半年后，招行美国代表处获批肯定有戏。

期间，正赶上亚洲开发银行的年会，这家美国银行的董事长请马蔚华吃饭，马蔚华对他半开玩笑地说：“听说你们要在天津开分行，估计没戏了。”美国银行的董事长一惊，问为什么？马蔚华接着说：“如果说官话，你们美国人说中国的监管体系有问题，所以，为了你的安全，还是暂缓进入中国。如果说实话，中国话叫‘烟袋锅一头热’,你们可以进入中国，我们却不能进入美国。但我们可以做个交易，你帮我把美国代表处搞定，我帮你把天津分行搞定。”

美国银行的董事长当时就答应了这笔“交易”,帮马蔚华去纽约联储“走后门”,为招行成立美国代表处疏通关系。2003年10月10日，招商银行美国代表处在经历了多轮磋商、递交了几十公斤的材料后，终于获批。

纽约分行获批――叩开华尔街大门

成立美国代表处，只是招商银行进入美国的第一步，接下来，招行开始筹备在纽约开设分行。根据美国相关法律，在纽约设立分行，需得到美联储及纽约州政府的双重批准。马蔚华清楚，这又是一场持久战。

为申请纽约分行，马蔚华到美国后第一个拜访的人就是美国前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现瑞银集团投资银行副董事长菲尔？格兰姆，他曾是麦凯恩竞选美国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也是《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法》的制定者。见到菲尔？格兰姆，马蔚华开玩笑地说：“招行来美国的很多阻碍都是你设置的，因为你制定了《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法》。”

有意思的是，当初颁布法律限制外资银行进入美国的菲尔？格兰姆，现在又在帮助招行克服进入美国的法律障碍。他陪同马蔚华去见时任纽约银行厅厅长泰勒，泰勒是纽约杰出的金融家。泰勒见到马蔚华时，对招商银行多有溢美之辞：“我非常欣赏你们，也非常热切地接受你们的申请，招商银行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中国最好的银行之一。”

但是，与美国人打交道似乎没那么简单，招行向美联储提交设立纽约分行的申请就用了一年时间。期间，马蔚华及招行美国代表处多次与美联储沟通，表示希望正式提交申请材料，都被美联储理事会婉拒：需要递交材料时，再告知你们。

2006年12月14～15日，中美首轮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金融开放成为重要议题。马蔚华抓住时机，建议央行在会上推动招行在纽约开分行的事。果然，这个话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2007年1月17日，美联储来电通知，同意招商银行正式提交申请，但要求务必于1月23日之前提交所有申请材料。

不到一周的时间，招行要回答的问题涉及运营状况、财务信息、监管情况、反洗钱情况等诸多方面。美国代表处与国内筹备小组时差12个小时，为了争取时间，两地工作人员24小时沟通，无缝连接，与时间赛跑，挑战了体力和脑力的双重极限。

终于，在美联储规定的截止日期前，招商银行成功交卷。随后的几个月，美方又先后提出了124个问题，招商银行都及时进行了回复。

似乎，一切进行得都非常顺利。

2007年9月30日，美方的一个节外生枝，又让马蔚华措手不及。当天，招行突然接到美联储电话，认定招商局对招商银行控股权问题的解决是纽约分行获批的前提。

根据美国《银行控股公司法》,如果招商局对招商银行的控股在5%以下，就是绝对性的不控股；如果在25%以上，就是绝对性控股。而招商局对招商银行的股份占到17.56%,正好在中间，判断起来比较复杂。加上招商局在招商银行的董事席位占到6个，超出了规定的股权比例，让美联储无法判定招商局对招商银行不控股。

于是，美联储提出，必须减少招商局对招商银行的控股权，一是降低招商局在招商银行的股权比例，直到15%以下；二是将其在招商银行的董事席位减到3个；三是招商局必须对未来不在美国从事非金融业务作出承诺。

2007年10月6日，国庆假期未过，马蔚华就率队飞往纽约，约见招行为申请纽约分行专门聘请的律师科恩。科恩对于美联储的“刁难”也无能为力。马蔚华向科恩表示了自己的态度：“美联储提出的条件，我无法做到，我的股东不会因为招行在纽约开一家分行而减少股份和放弃一半董事席位。如果美联储真的想批准我们建纽约分行，请把这些不符合实际的条件收回去。如果没有其他途径解决，我明天就开新闻会，撤回我的申请。”

其实，马蔚华心里清楚，美联储不是不想批，而是想在中美战略会谈之前，设置点屏障，用这件事做个筹码。

科恩立即向美联储转达了马蔚华的意见。后来，美联储没有再提这三个条件。但是，他们向马蔚华提出，作为行长，你能代表招商银行给我们什么承诺？

马蔚华回答：“我可以承诺三点，一是我们对招商局的贷款不会优于市场。二是成立后的纽约分行不会贷款给招商局(其实招商局根本不需要去纽约分行贷款)。三是纽约分行成立两年之内，若招商局仍然对招商银行拥有控制权，此时招商局如果在纽约从事非金融业务，美国监管当局有权吊销纽约分行的牌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