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情况调查报告（精彩3篇）》
随着个人的素质不断提高，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我们应当如何写报告呢？以下是人见人爱的小编分享的农民工情况调查报告（精彩3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并分享出去。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篇1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XX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认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为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由中国工运研究所、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保障工作部等部门参加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今年3月至5月，课题组先后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的10余个城市，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此研究报告。
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本报告所用数据资料，大部分来自国家各部委公布的统计数据，另有一部分来自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调查数据。
一、新生代农民工概况与基本特征
（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总之，这个群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况
1、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XX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1.据此推算，XX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XX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XX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XX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2.16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3、近80%的人未婚。
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XX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XX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XX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3 。而XX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XX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XX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5.数据对比可以发现：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26.3%。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姊妹，“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 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概括起来，集中体现为“六个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 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一项调查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同时，在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高达71.4%。
（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 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刚刚在我国大规模出现时，他们外出就业的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等其他劳动权益可有可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用他们的话来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机会）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相对较高的主观诉求，既体现为当所在单位与自己的诉求存在一定差距时“用脚投票”催发的高跳槽率上，又表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
（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所走的从校门到厂门的短暂历程、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10.3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4.5%，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2倍多。另据一项调查，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回家乡务农”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4%，而在当前仍旧外出就业的传统农民工中这一比重为11%；打算“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7%，几乎高出传统农民工10个百分点；打算“继续打工”的，新老两代农民工均占到一半以上。
（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 传统农民工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经历造就了他们城市过客心理。据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9.其他学者根据历年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数据估算的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了下来10.然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 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据一项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11.
（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XX年，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20.1%；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7.7%，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
三、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一部分，与传统农民工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比如：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 据公安部XX年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据调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3000元/平方米。例如，东莞市当前的房价已经接近6000元/平方米，即使房价相对较低的沙田镇和常平镇，房价也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大多数建制镇的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可以推断，如果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目前来看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 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XX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60.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39.8%。然而，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三成的人能够在城期稳定就业。
（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XX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70.2%随同父母流动，只有29.8%留守农村。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据教育部XX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63%，上海为49%，广州仅为34.6%。学龄儿童中未上学的比例，北京为3.81%，上海为3.56%，广州高达7.19%。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有转学经历，在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一些城市公办学校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而大城市最突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步入育龄阶段，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民实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必须至少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最低生活保障。然而，据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21.3%、34.8%和8.5%，且不说企业的缴费标准大多以各地的缴费下线为准，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显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务工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传媒中、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同时，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据调查，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54.7%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是，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因素，导致他们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五)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在实地调研中，透过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略带羞涩的话语，常让我们感到其内心闪烁的隐痛和不安。
（六）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共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差距不大的人力资本状况，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劳动权益实现上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境况相似，仍旧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方面。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XX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61.6%；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7.1%；人均拖欠工资1538.8元，差不多相当于人均1.5个月的工资。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XX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其中，服务业最差，这一比例只有47.3%12.
四、对策与建议
党和政府对农民工问题始终高度重视，近年来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民工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随着我国进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这些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这就使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中事关大局的紧迫问题。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性、城镇化的过程性、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凝固性，使得农民工问题十分复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既涉及农民工的共性问题，又有其群体特殊性。问题的解决既要着眼全局和长远，着力完善制度和体制、机制，大力提高已有政策、措施的效力和效率，促进问题的根本解决；又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环节——就业培训、住房、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重点，以素质门槛、学历门槛、技能门槛、人力资本积累门槛、社会保险缴纳门槛和稳定居住门槛等为主要标准扩大户籍改革的口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力争尽快取得新进展。
（一)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重点，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之中 要以贯彻中央《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为契机，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应以常住人口为基础，把农民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发展目标、细化阶段任务、保障资源和措施、落实领导和机构分工、完善人员配备。中央政府各相关部门应重点就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职业教育培训、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会保障、户籍改革和城市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并督促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地方专项规划。力争到“xx”期末使目前已有及新增的“两后生”(指初中、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中专院校，又不愿意复读的学生）80%以上能免费接受一次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80%以上接受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各地9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能够进入公办学校和政府委托的普通民办学校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力争农民工工伤保险实现全覆盖，医疗保险达到60%以上，养老保险达到50%以上。解决至少20%的外来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力争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以上，所有城市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所有城镇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维权-传染病预防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中心。
建立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土地、公共设施、预算等公共资源的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并逐渐加大对农民工公共预算的存量和增量投入。建立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各级财政应将涉及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计划生育、权益维护、治安管理和信息系统建设等有关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确保用于农民工的预算在存量和增量上逐年科学、合理地增长。将农民工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同城化待遇，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服务。多渠道多形式提供农民工居住场所，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农民工公寓，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置夫妻房，探索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深入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落实以输入地为主和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政策，加快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益的落实。开展做文明新市民活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按照现代城市文明要求规范自身行为，提高文化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二）通过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 户籍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大瓶颈。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要求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这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各地应积极、稳妥地创新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在中小城市、小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创业而又放弃农村责任地的农民工，取消准入门槛；在稳定就业前提下，农民工有条件进行投资或有不低于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的住房，或单位提供相应面积廉租公寓的，准许转入城镇户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积极研究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政策，采取积分制落户办法，将教育、技术资格、工龄、社保缴纳年限等作为积分内容，优先考虑将农民工劳模、农民工高级技能人才、农民工人大代表等农民工优秀分子转变为市民。可考虑通过稳定居住、社会保险交纳、学历和职业技术、突出贡献、人力资本积累等标准，力争每年解决3%的外来农民工——即300万人进城落户问题，以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能够转入当地城市户口，享有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当前的过渡措施是：一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引导人口有序迁徙流动和就业。二是普遍推广居住证制度，进一步清理取消歧视性规定。三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改善县城和中心镇的就业创业条件和人居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属向小城镇聚集。通过不懈地努力，力争到“xx”期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0%。
（三）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实和监管，加大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力度 进一步完善立法和政策，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创造法制环境和制度保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职业技能的不足，研究建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教育制度、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培训制度，创新农民工培训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针对性上岗技术培训；针对恶意欠薪行为，修改《刑法》，设立“恶意欠薪罪”；针对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困境，研究制定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方案；针对公共服务享有和传染病预防的薄弱环节，研究制定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中心指导意见等。
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积极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规范企业经济性裁员。以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城乡接合部和乡镇企业为重点，开展打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督促企业依法规范用工。促进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制度，推动农民工与企业其他职工同工同酬。督促企业改善管理，强化科学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使广大职工实现体面劳动。以贯彻落实《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为契机，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加强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保护，搞好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严格执行高危行业农民工持证上岗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卫生和生产安全。
（四）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 加大对农民工的舆论宣传，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农民工所作的重大贡献，引导用工单位认真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营造关心、尊重和爱护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保障农民工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权利。贯彻落实修改后的《选举法》有关城乡居民选举“同票同权”的规定，制定相关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选举权。逐步提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级党代会、人大和工会代表大会及企业职代会中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注重在优秀农民工中发展党员，逐年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模范、高级技工技师以及有其他突出贡献者中的比例。
积极组织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其业余生活。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和培训工作，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技术技能素质，加强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开展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注意加强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加大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开展社会关怀活动，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婚姻问题，为他们组织开展交友联谊活动，为解决婚姻问题创造条件。
（五）进一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形成社会化的工作格局 建立健全党政主导、工会运作、相关部门协作的社会化维权工作体制，赋予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探索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按照促进科学发展的要求，建立农民工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把农民工就业培训、收入增长、居住、就医、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条件改善，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鼓励各地根据实情、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尝试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教育、住房改善、户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的新机制和新方法。加强农民工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推进农民工工作在相关机构和地方的常规化和规范化。完善农民工信息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和农民工信息网络建设，提高农民工就业管理和服务的网络化程度，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和完善地区之间农民工工作机构的协作机制，使之在劳务对接、权益维护、信息沟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借鉴国外解决类似“农民工”和移民问题的有益经验，为创新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提供参考。
（六)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创新农民工组织形式和入会方式，通过源头入会、劳务市场入会、先入会再组织成建制劳务输出、加强劳务派遣工入会等措施，推进工会组建和发展会员工作。加强农民工会籍管理，推广完善农民工“一次入会、持证接转、全国通用、进出登记”的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制度，健全城乡一体的农民工流动会员管理服务工作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建设，聘用社会化、职业化工会工作者，充分发挥基层工会联合会在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中的重要作用，扩大对农民工的覆盖率。进一步推行和探索会员优惠办法，拓宽优惠渠道，体现会员与非会员的区别，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农民工自愿入会的积极性。
加强源头参与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劳务派遣规定》、《企业工资条例》、《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积极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提出政策主张，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进一步推进《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和制度的贯彻落实，督促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专项检查。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开展覆盖农民工的职代会、工资集体协商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保障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民主权利、工资分配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有针对性地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其依靠工会组织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推广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工作模式，积极开展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小额贷款担保、跟踪扶持等农民工就业服务。继续推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家政工程”、法律援助等活动的实施，发挥工会“职工就业培训基地”、“农民工技能培训基地”的示范作用，开展有工会特点、符合市场需求和新生代农民工要求的培训，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支持企业开展岗位培训，推动落实企业组织农民工培训的资金补贴政策。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工会的信息交流和劳务对接。积极开展建设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培养造就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篇2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以保障农民收入快速健康发展。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农民收入依然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加大，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严峻的挑战。作为一个农村人，我不禁要问：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农民增收困难，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利用假期时间对自己所在县农民增收问题做了一次深入调查，以期为本地农民增收困难问题的解决提供合理化建议，帮助当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一、调查对象与调查方法
选取惠民县有代表性的部分村庄进行调查，采用入户走访、实地 调查等方式，同时，充分发挥同学、亲戚优势利用电话、短信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资料完成此报告。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困难。就业是民生之本，是解决农民增收的根本条件。然而，从调查情况看，我县农民就业问题严峻，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且，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土地规模经营的推进、农业科技水平的逐步推广和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过剩程度必然会进一步增加，相应的需要更多的劳动岗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然而，我县乡镇企业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2、农民素质偏低，与农业现代化不相适应。在农民素质方面，我主要调查了以下四点：一是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调查结果显示，我县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8年，初中、小学文化程度占90%以上，高中文化程度只占7.8%。二是农民的科技素质。调查结果显示，我县农民农业科技素质不高，进行农业活动大多依靠传统经验，接触过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不足15%。三是思想观念。我县农民思想观念保守，缺乏进取精神，很多农民表示只要能够吃饱穿暖就别无所求，因此，很多农民仅依靠传统的种植业维持生计。四是农民对农业政策的关注力度。调查结果显示，有70.13%的农民从未关注过三农政策，33.7%的农民不知道三农指哪几方面，63.64%的农民仅靠听说获取农业政策信息。从这四方面来看，我县农民的整体素质偏低，成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一大障碍。
3、 生产力低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矛盾凸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国已有30多年的历史，在改革初期，它的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消极作用已开始显现。精细的生产模式不能形成规模，农业机械化和先进生产技术推广缓慢，且农产品批量小、质量差，无力面对市场竞争。单家独户的生产模式不仅效率低下，还将大批劳动力禁锢在农业上，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逐渐成为农民增收的一大障碍。
4、村官选举问题重重，村委服务不到位。在调查村官选举这个问题时，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经济发达、乡镇企业较多的村庄，村干部成了美差，有人为了当上村干部，花费巨额资金送礼，有的甚至打起了“选票价格战”，一张选票从100到1000不等，有的候选人一次竟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与此相反，在经济落后、没有乡镇企业的村庄，村干部选举却很少有人问津，当选者多为年龄较大、无力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不难想象，在这两种情况下组织起来的村委会其服务意识和带动能力是怎样的。素质偏低的村委会成员导致村委会发挥不了应有的职能，使其在引导种植结构、引导推进产业化经营、引导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引导加快劳动力转移等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是农民增收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5、 城乡教育差距继续扩大，留守儿童教育受制约。我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当地教育发展受限，突出表现在教师工资上，根据调查，我县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分别为17400元和14650元。较低的工资水平致使大量优秀教师流失，导致农村教育质量下降。同时，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儿童，由于其父母常年在外，对他们的辅导、教育乏力，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像心理发育不健全、学习成绩下降等。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是农民在“起步”方面就比城镇居民差。
6、社会保障措施不力，致贫因素增加。由于政府对农业和农村投入不足，农民生产和生活保障能力差，致使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农民在住房、医疗等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此外，国家出台的一些保障措施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在执行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农民实际收益不大，像农村合作医疗，仅从定点医疗机构的药价看，同一品牌和剂量的常用药，从定点医疗机构购买的，药价即使扣除报销部分，往往比从药店购买的还贵，因而其最大受益者并非农民，而是医院。
7、农民工地位低，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由于城乡差别，农民工在与城镇居民的岗位竞争中多处于弱势，因而农民工多从事脏、累、差且收入低的工作，无固定住房，子女教育无着落，个人生活不方便以及无权享有城市居民的医疗、养老保险等保障，而且工作很不稳定，甚至不能按时足额领取基本的低收入工资。
三、对策与建议
从上述可以看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多管齐下，切实解决上述问题。
1、 立足农业特色，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城镇化进程。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困难这个问题，我认为应立足农业特色，靠发展农业和相关产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据各乡镇的农业特色，建立与其相关的乡镇企业，例如在大年陈乡建立水果加工企业，在何坊乡建立蔬菜加工企业，在石庙镇建立桑蚕加工企业。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快城镇化步伐，创造有效的就业岗位，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
2、 整合社会力量，从多方面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科技教育事业，积极开展农业知识的科普宣传，发放一些农业科普书籍，定期组织专家进行农业科技知识讲座，加强对农民的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二是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等高素质人才回乡任职，使之成为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者。三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投资力度，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宣传文化阵地。
3、 提高劳动生产率，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在土地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土地集中到种田能手手中进行规模经营，将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领域。同时，农业部门加强对集约化经营的技术、资金、信息、机械、市场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推广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强抗风险能力，从而增加收入。
4、推进乡村民主建设，切实提高村干部素质。对于村干部选举中出现的不同问题，应采取不同的方式解决，对于出现“贿选”现象的村庄，可以在村内设置观察员，监督村里的选举行为，同时加强乡(镇)政府的行政干预，严厉打击“贿选”行为。而对经济落后地区的村庄，政府应加大对其民主建设的投入力度，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一批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参加选举。通过上述措施，切实选出高素质的村干部，使其真正发挥带动农民致富的作用。
5、加大师资力度，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村的教学环境，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优秀教师前来任教，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应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力度，使之健康成长。
6、加大投入力度，规范制度体系。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每年从财政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保障农民生产和生活，减轻农民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压力，增强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规范制度体系，确保国家各项政策的严格执行，使农民真正从中受益。
7、多管齐下，切实提高农民工地位。政府应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切实保护农民工的权益，拿出一定资金用于解决农民工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帮助农民工解决后顾之忧。同时，严厉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确保农民工劳有所得。 施，切实选出高素质的村干部，使其真正发挥带动农民致富的作用。
5、加大师资力度，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村的教学环境，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优秀教师前来任教，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应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力度，使之健康成长。
6、加大投入力度，规范制度体系。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每年从财政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保障农民生产和生活，减轻农民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压力，增强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规范制度体系，确保国家各项政策的严格执行，使农民真正从中受益。
7、多管齐下，切实提高农民工地位。政府应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切实保护农民工的权益，拿出一定资金用于解决农民工的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等，帮助农民工解决后顾之忧。同时，严厉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确保农民工劳有所得。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篇3
国家统计局29日发布的《XX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根据抽样调查结果，去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分别增长1.3%和2.8%。
统计显示，XX年以来我国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XX年、XX年、XX年和XX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1、0.5、1.5和0.5个百分点。
以下为详细内容：
一、农民工规模
（一）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
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XX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比上年增加211万人，增长1.3%；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增加290万人，增长2.8%。
（二）农民工总量增速继续回落
XX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详见下图）。XX年、XX年、XX年和XX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1.0、0.5、1.5和0.5个百分点。XX年、XX年、XX年和XX年外出农民工人数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2.1、0.4、1.3和0.4个百分点。近三年本地农民工人数增速也在逐年回落，但增长速度快于外出农民工增长速度。
（三）西部地区农民工数量增长快于其他地区
按输出地分，东部地区农民工10664万人，比上年增加210万人，增长2.0%，东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38.9%；中部地区农民工9446万人，比上年增加111万人，增长1.2%，中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34.5%；西部地区农民工7285万人，比上年增加180万人，增长2.5%，西部地区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26.6%。西部地区农民工增长速度分别比东部、中部地区高出0.5和1.3个百分点。
二、农民工基本特征
（一）六成以上为男性农民工
在全部农民工中，男性占67.0%，女性占33.0%。其中，外出农民工中男性占69.0%，女性占31.0%；本地农民工中男性占65.1%，女性占34.9%。
（二）年轻农民工比重逐年下降
分年龄段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占3.5%， 21-30岁占30.2%，31-40岁占22.8%，41-50岁占26.4%，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7.1%。调查资料显示，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继续下降，由XX年的65.9%下降到XX年的56.5%，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5.5岁上升到38.3岁。
（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比例增加
高中及以上农民工占23.8%，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的占26%，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本地农民工高中及以上的占21.4%，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四）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提高
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4.8%，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其中，接受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2%，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接受过农业技能培训的占9.5%，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农业和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都参加过的占6.8%，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分性别看，男性农民工接受过农业和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6.4%，女性占31.4%。分年龄看，各年龄段农民工接受培训比例均有提高。
三、农民工流向分布
（一）西部地区吸纳能力继续增强
在全部农民工中，16425万人在东部地区务工，比上年增加251万人，增长1.6%；5793万人在中部地区务工，比上年增加93万人，增长1.6%；5105万人在西部地区务工，比上年增加154万人，增长3.1%。在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增速较快，主要由于就近就地转移加快。与上年相比，西部地区本地农民工增长了4.1%。
（二）跨省流动农民工比重有所提高
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867万人，比上年增加129万人，增长1.7%，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46.8%，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18.3%跨省流动，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外出农民工62.8%跨省流动，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53.9%跨省流动，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
（三）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比重继续上升
在外出农民工中，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10885万人，占64.7%，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其中，8.1%流入直辖市，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22.4%流入省会城市，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34.2%流入地级市，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跨省流动农民工77%流入地级以上大城市，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省内流动农民工53.9%流入地级以上大城市，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
四、农民工就业
（一）农民工在第三产业从业的比重提高
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从业的比重为56.6%，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农民工在第三产业从业的比重为42.9%，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1.4%，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比重为6.5%，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6.0%，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
（二）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从业比重提高明显
中部地区从事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主要是从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占13.2%，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占6.5%，分别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主要是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其中，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占8.7%，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占8.3%，分别比上年提高0.5和0.2个百分点。
（三）自营方式就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
XX年，受雇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83%，自营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7%，自营就业农民工比重较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
五、农民工收入
（一）各行业农民工收入均保持增长
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864元，比上年增加255元，增长9.8%。分行业看，各行业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均保持增长，增长较快的是制造业、建筑业与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二）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收入增长较快
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966元，比上年增加273元，增长10.2%；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761元，比上年增加227元，增长9%；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797元，比上年增加246元，增长9.6%。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增速分别比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高1.2和0.6个百分点。
六、外出农民工消费和居住
（一）农民工在外务工生活消费支出增长
外出农民工月均生活消费支出人均944元，比上年增加52元，增长5.8%。外出农民工月均居住支出人均445元，比上年减少1.8%，居住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7.1%，比上年下降3.6个百分点。
（二）工地工棚和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农民工比重下降
外出农民工中，在单位宿舍居住的占28.3%，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在工地工棚和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占17.2%，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租赁住房的占36.9%，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乡外从业回家居住的农民工占13.3%，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在务工地自购房的农民工占1%，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自购房农民工比例提高，主要是在小城镇自购住房的农民工增加。在自购房农民工中，在小城镇购房的农民工占49.1%，比上年提高2.7个百分点。
（三）从雇主或单位得到住房补贴的农民工增加
外出农民工中，从雇主或单位得到免费住宿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6.8%，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从雇主或单位得到住房补贴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8.6%，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的比重为44.6%，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
七、农民工权益保障
（一）超时劳动和签订劳动合同情况变化不明显
外出农民工年从业时间平均为10个月，月从业时间平均为25.3天，日从业时间平均为8.8个小时，较上年变化不大。日从业时间超过8小时的农民工占40.8%，较上年略有下降，但周从业时间超过44小时的农民工占85.4%，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XX年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为38%，与上年基本一致。
（二）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比重有所下降
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0.8%，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0.5%，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本地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比重下降0.7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1.2%，与上年持平；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1.1%，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
从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几个行业看，建筑业仍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多发地，批发和零售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上升。建筑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为1.4%，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制造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下降0.3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下降0.4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下降0.3个百分点。批发和零售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重比上年上升0.2个百分点。
（三）工资拖欠额上升较多
XX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为9511元，比上年增加1392元，增长17.1%。其中，被拖欠工资的外出农民工人均被拖欠10613元，比上年增加1529元，增长16.8%；被拖欠工资的本地农民工人均被拖欠8148元，比上年增加1050元，增长14.8%。
（四）参加“五险一金”的农民工比例提高
农民工 “五险一金”的参保率分别为：工伤保险26.2%、医疗保险17.6%、养老保险16.7%、失业保险10.5%、生育保险7.8%、住房公积金5.5%，比上年分别提高1.2、0.5、0.5、0.7、0.6和0.5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五险一金”的参保率均有提高。外出农民工在工伤、医疗、住房公积金方面的参保率高于本地农民工，在养老、失业和生育方面的参保率低于本地农民工。
（五）东部地区参保率最好，中西部地区参保率提高较快
分区域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五险一金”参保率分别为：工伤保险29.8%、医疗保险20.4%、养老保险20.0%、失业保险12.4%、生育保险9.1%、住房公积金6.0%，均好于中西部地区。但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五险一金”的参保率提高较快。
（六）制造业参保率最高，建筑业参保率最低
分行业看，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几个行业中，制造业农民工“五险一金”参保率分别为：工伤保险34.2%、医疗保险22.1%、养老保险21.4%、失业保险13.1%、生育保险9.3%、住房公积金5.3%，分别是参保率最低的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伤保险2.3倍、医疗保险4.1倍、养老保险5.5倍、失业保险6.2倍、生育保险7.9倍、住房公积金5.9倍，从事不同行业农民工参保率差距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