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拔尖人才工作计划最新7篇》
下面是小编辛苦为大家带来的青年拔尖人才工作计划最新7篇，在大家参照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给您最好的朋友。
青年拔尖人才工作计划 篇1
答：这项计划是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确定的12项重大人才工程之一，由中央组织部牵头实施，重点培养支持国内35周岁以下的优秀青年人才。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有研究表明，自然科学发明的最佳年龄段是25岁至45岁，峰值是37岁。我国要加强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对青年人才的培养支持。这项计划就是对那些最具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青年人才给予重点培养支持的专门计划。从实际情况看，青年科技人才是最需要稳定经费支持的群体。制定实施这项计划，就是要为他们的脱颖而出开辟一条“绿色通道”，为他们潜心研究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问：计划的目标任务是什么？
答：这项计划从2011年开始，分期分批组织实施，每年遴选200名左右35岁以下的优秀青年人才给予重点培养支持。到2020年，计划培养支持2000名左右的优秀青年人才。这项计划在遴选支持优秀青年人才的同时，致力探索人才遴选、考评、培养等各方面的新机制、新方法，催生一批各专业领域的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形成我国各领域高层次领军人才的重要后备力量。计划实施过程中，将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才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目标任务进行适当调适。
问：计划主要支持哪些领域的人才？
答：计划的支持范围涵盖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等领域，优先支持国家重点学科、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急需紧缺领域的科研人才，以增强国家未来人才竞争力和创新能力。需要说明的是，这项计划侧重于支持从事研究工作的创新人才，技能类、表演类、体育竞技类等应用型人才在其他国家重大人才工程中另有支持。
问：申报计划应具备什么条件？
答：申报条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硬件”条件，申报者应在35周岁以下、获得博士学位、在国内全职工作1年以上。因为这是专门针对国内青年人才的特色计划，对于超过35周岁的人才、拟从国外引进的青年人才等，均有其他重大人才工程给予支持。对于在国际学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的特殊人才可破格申报。二是“软件”条件，申报者应在同龄人中具有突出的专业水平和发展潜力，但不对论文、职称等条件作出具体规定。主要是遵循科学人才观，不简单以论文、职称等外在条件论“英雄”，而是强调发展潜力。至于具体标准的把握，交由评审专家组去评判。
问：为什么要控制申报名额？
答：由于全国符合申报基本条件的人选非常多，适当控制申报名额，有利于各级单位做好选拔工作，好中选优，确保推荐人选的质量。
申报工作按照人事关系隶属，由各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归口推荐上报。申报名额是按照控制总量、突出重点、兼顾全国的原则，商各地、各部门确定的。这项计划坚持人选质量第一，原则上不考虑平衡照顾。因此，部属高校、央企、科研院所等人才比较密集的单位申报名额相对较多，地方则相对少些。
问：这项计划与其他计划有何关系？
答：这项计划是国内顶尖青年人才支持计划，定位较高，支持力度较大，支持人数相对较少。计划的支持范围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长江学者”等计划有一定交叉，但不排斥与上述计划的重复支持，关键是看人才质量和培养支持的客观需要。计划以培养支持国内人才为重点，海外人才回国工作一年以上，即可申报计划。已入选“”并且正在支持周期内的青年人才不在本计划的支持范围。
问：如何确保计划实施的公开、公平、公正？
问：这项计划的评委专家是怎么产生的？
答：评委全部从评委专家库中产生。评委专家库是在各地各部门推荐基础上建立的，主要由“”、“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长江学者”、“百人计划”等计划的评审专家组成。目前，评委专家库已有数千人的规模，根据需要随时扩充、调整。所有的专家均要求签署保密协议，不能透露评审工作的有关信息。
问：对入选计划的青年拔尖人才将如何培养支持？
答：对入选者主要提供两个方面的支持。一是科研经费支持，中央财政提供为期3年、最高可达240万元的科研经费，并赋予入选者较为充分的自主支配权，以创造一个潜心研究的良好环境。支持经费的具体额度将依据其开展科研工作的实际需要，综合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来确定。同时，制定相应的经费管理政策，确保经费使用廉洁高效。二是培养政策支持，制定实施对入选者的后续培养政策，在承担项目、参与课题等方面给予特殊倾斜，利用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平台培养人才，探索创新青年拔尖人才的培养使用机制。
问：对首批评选工作总体上有何考虑？
青年拔尖人才工作计划 篇2
现将省委组织部《关于印发*同志在*学者研讨班上的讲话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贯彻。
*同志的重要讲话和省委组织部《通知》，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做好新时期的人才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对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切实加强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各街道、镇和区直有关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深刻领会《通知》精神，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努力推动人才工作再上新水平。
要突出抓好高层次创新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开展科学技术进步奖、科技创新奖、优秀专利发明人、自主创新先进个人等评选活动，加强领军人才和创新平台建设，着力打造一批优秀创新团队。认真做好第三批区级拔尖人才的评选工作，做好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和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市级拔尖人才的选拔、推荐工作，加强拔尖人才的管理服务。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与中科院、驻泰高校的科技人才合作，发挥科技副职和驻泰高校作用，围绕全区重点工程、重大技术改造、重大技术攻关、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等，鼓励企事业单位通过咨询、讲学、兼职、短期聘用、技术合作等方式灵活引进国内外人才智力。
要大力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实施劳动者素质提升计划和高技能人才带动计划，继续实施"金蓝领”培训工程，扩大培训范围，提高培训质量，加快高技能人才培养进程。组织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技术比武、技能竞赛和岗位练兵活动，促进优秀青年高技能人才脱颖而出。深入开展争当"首席技师”活动，认真做好第二批*区"首席技师”和"技术能手”选拔评审工作。
要进一步加强企业高级管理人才队伍建设。依托区民营企业家协会、青年企业家协会，定期组织开展交流活动，加强会员联系，交流信息，推广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培养造就一批与时展相适应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有计划遴选一批企业高级管理人才到各级党校、国内高校、知名企业和商务基地进行培训，提高企业管理人才的经营管理能力和现代化管理水平。
要进一步加大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力度。以培训新农民、建设新农村为主题，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继续组织实施"山东省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项目县”项目，大力实施"*区1225农村实用人才培训计划”，搞好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农村专业合作社人才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和农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等，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村实用人才，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整体素质。
青年拔尖人才工作计划范文 篇3
一、2018年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一）实施人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创新机制、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人才激励等为原则，大力实施人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编制完成了《丹东高新区发展战略规划》和《丹东高新区产业发展规划》，为编制高新区科技发展规划奠定了基础，通过高效集聚创新资源，汇聚创新创业人才资源，营造联动发展的区域环境。相继出台了《丹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关于扩大有效投资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试行）》、《高新区人才“群英计划”6条政策措施》《丹东高新区鼓励科技创新发展（2017-2020）实施意见》《丹东高新区双创基地管理办法》、《众创空间（14号楼）建设方案》、《丹东育成中心管理汇编》等相关政策。
（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一抓全面推进人才管理体制改革。更新观念、大胆创新，建立“小管委会、强开发公司”的管理模式，充分发挥用人的主体主导作用，全力打造适应市场经济的精简高效运行机制。优化统筹使用区镇两级办公人员，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探索实行二级机构以下干部职级与实聘岗位职务双重管理。推进“强开发公司”建设，依托现有的国有公司进行整合，成立了国有公司筹备组，围绕“管理、经营、建设和引商”等重点全面开展工作。
二抓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建设。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出台了《关于推进丹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建省级“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的实施意见》等4项政策。截至目前，高新区引进（包括柔性引进）院士、博士等科研人员近两百人，拥有各项专利48项。2018年，我们依托军科院军需所郝新敏博士团队自主研制生物基尼龙56纤维关键技术军需应用及产业化项目已建成，并部分生产，年内实现产值达2个亿。引进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栾宏伟博士团队，研制提炼蓝莓等小浆果特色资源中的活性成分，共同开发功能产品，项目已经实施。
（三）搭建各类人才发展平台。规划整合5万多平方米的科技孵化基地，集中打造以中科院沈阳分院丹东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为核心的引智引才双创平台。积聚了辽宁大学（丹东）城市研究院等5所科技创新资源。与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达成初步协议，建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新组建了丹东澳森食品有限公司专家工作站，目前高新区院士专家工作站4个。与丹东药业合作完成了“满族医药特色小镇”项目申报工作；积极开展人才发展环境建设，投资1000万在洋子新村购置了20套住宅，共计2200平方米，做为专家和研发人员公寓，并配备公共餐厅、洗浴场所，为专家入住提供硬件保障；“七·一”前，对为高新区发展贡献突出的科学家及优秀科技工作者进行了表彰。2018年，累计促成中科院38家研发单位与丹东71家企业开展项目合作108项，建设专业技术研发中心平台4个，建设院士专家工作站4个。研发合作合同金额8865万元，实现销售收入3.5亿元。目前，众创空间在孵项目58项，产业项目7项。
（四）坚持科技创新。组织企业申报部级科技计划项目1项，获得科技专项资金80万元，申报认定部级高新技术企业3户，组织科技成果转化6项，完成技术合同交易额3500万元，申请发明专利保护10项，完成专利执法案件3件，获得省级科技孵化器备案1户，育成中心新入驻企业4家，完成营业收入6800万元。科技服务方面，积极推进“双创基地”、“科技孵化器”和“青年创业营”建设，在“大学科技园”新引进大学2所，引进第三方服务机构三家。组织召开技术交流会、项目推介会、科技服务培训会等各类信息服务活动20余次，成立高新区科学与技术协会，为科技工作者搭建了交流活动平台。引进丹东普沅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等4户企业入驻创新创业基地。
二、2019年工作打算
一年来，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人才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存在不足：一是思想还不够解放，育成中心建设步伐迟缓；二是体制机制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入；三是推进省级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步伐不快，制度和措施落实不够到位；四是受财政体制等因素制约，高新区人才政策与先进地区相比，还有相当差距；五是对人才的服务保障方面，存在“吃住行”实际困难和问题。下步，高新区将对标先进，砥砺奋进，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深入学在辽宁考察和在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高新区将进一步聚焦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学习借鉴先进经验，以爱才诚意、用才的胆识、聚才的良方，努力把高新区建设成为科技创新的引领区、先导区。
二是聚焦申创工作，强化创新驱动。按照申创部级高新区的相关科技指标，以中科院沈阳分院丹东育成中心核心，围绕高新区发展规划，积极引进域外符合高新区产业发展的各类专业性科技、投资、管理团队，加强专业指导和集成支持。不断完善众创空间、大学科技园、科技孵化器的功能建设，着力打造“国家、省、市、区”级梯队型创新平台，推动高新区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等创新载体的加速发展。
青年拔尖人才工作计划 篇4
第二条人才专项资金主要来源：
1、市政府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项资金；
2、国内外各机构、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赞助或捐赠。
第三条人才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
1、人才培养经费：指党政高级人才、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高层次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高技能人才、紧缺急需人才、优秀农村实用人才和其他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培训（含出国、境培训）、继续教育等相关经费。
2、人才及智力引进经费：指出国、出市招聘引进高层次人才、紧缺急需人才，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经费，引进国内外智力及引智成果推广示范、与国（境）内外人才机构开展交流合作等经费。
3、专门人才评选经费：指突出贡献人才、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各类人才的评选费用。
4、引进人才安家补助经费：指人事关系正式迁入我市、签订服务期限为5年以上的引进高级人才，发放安家补助费，发放标准及办法遵照瑞委[2007]1号执行。
5、高级知识分子健康体检经费：指获得高级职称任职资格的知识分子和市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优秀青年专业人才（包括已退休同等职称的知识分子）健康体检经费。
6、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疗养经费：指组织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及享受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待遇人员外出疗养所需经费。
7、其他与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相关经费：主要指人才规划编制和贯彻落实，人才工作调研、考核和督查，人才资源统计调查，人才资源开发分析系统建设，高层次人才库和人才信息网络建设，人才区域合作项目实施，欠发达地区智力支持行动计划项目实施，人才工作宣传、奖励等经费，以及市委、市政府领导根据工作需要批准的其他相关经费。
第四条人才专项资金收支计划的编制。每年年初，由市级有关部门根据第三条规定，按照财政部门编制预算要求，提出年度人才工作项目及经费申请意见，并报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财政部门根据年度财力情况，所需经费列入市财政预算。
第五条人才专项资金的管理。实行“专项申报、逐项核实、专款专用、单独核算”原则。当年如有结余，可结转下年度使用。
第八条人才专项资金实行绩效考核。每年年底，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有关成员单位对当年的项目实施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审批下一年度经费的重要依据。
第九条市财政、审计等部门负责对人才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检查和监督。对资金使用不当或挪作他用的，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青年拔尖人才工作计划范文 篇5
关键词：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拔尖创新人才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059（2013）04-0012-06
“拔尖创新人才”概念最早出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目标。2009年底，教育部联合中组部、财政部启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珠峰计划”），选择清华、北大等19所著名高校的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生物学科率先试点，力求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有所突破。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强调高校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与此相应，学术界开始就这一问题陆续发表研究论文。其中，清华大学学者叶赋桂、罗燕在《复旦教育论坛》2011年第4期发表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思维》，对我国现阶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根源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对如何适应教育规律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阐述了看法，给人以有益启迪。其中不少观点，笔者颇为赞同。但是，叶赋桂等关于“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在于研究生培养质量，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研究生教育”的观点却有失偏颇。（以下引此文不再标注）这一观点不仅直接涉及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而且直接涉及研究型大学整个人才培养，有必要认真斟酌。
一、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并非某一环节的突击培养就可达成
叶赋桂等在阐述“人才培养的认识和实践误区”时指出：“检视有关教育的报章论著，细析一些大学的办学实践，可以发现很多人、很多大学都把人才培养等同于本科生培养，又把本科生培养等同于本科教学，更把本科教学等同于课堂教学。这显然是极其片面和狭隘的。实际上，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包括本科生培养和研究生培养，而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在于研究生培养质量，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主要依靠研究生教育”。应当说，当下叶赋桂等描述的“很多大学都把人才培养等同于本科生培养，又把本科生培养等同于本科教学，更把本科教学等同于课堂教学”的情况确实存在，批评其“片面”、“狭隘”确有道理。但是，认为“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在于研究生培养质量”，“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主要依靠研究生教育”却是大可商榷的。
拔尖创新人才，具体是指与一般人才相比较而具有明显区别的一类人才。拔尖的基本涵义是出众，超出一般。创新，具体是指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或者是利用已经存在的自然资源或社会要素创造出新的产品、新的体制、新的机制等，或者如熊彼特所言是实现新的组合，对旧的一切进行替代或覆盖。人才，通常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对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整合“拔尖”、“创新”、“人才”的涵义，所谓拔尖创新人才，大体可以理解为在某一行业、某一领域、某一方面具有远高于同时代其他人才的专业造诣、智慧及远见，其思想与工作对社会及人类发展具有突出的贡献的人。我国现阶段强调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具体就是要培养适应当代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要求，能够引导相应科学群体进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创新，特别是能够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取得重大原始创新的科学人才。这类人才的数量越多，结构越合理，国家科技发展的潜力和实力就会越强大。
但是，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是一个系统的过程，要受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不可能仅在某一环节突击达成。一方面，它与早期家庭环境影响有重要关系。有人曾对2005-200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进行分析，其中多数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父母是知识分子或者专业人员的比例高达90%，母亲是教师的比例高达40%左右。“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等名分，其实反映了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我们或者理解为一种文化品位、趣味，或者理解为家庭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或者理解为一种合理有益的教育或引导方式，等等，他们在诺奖得主的早期启蒙与教育中都存在重大影响，在培养兴趣、引导好奇心、创造想象力、鼓励自己动手和冒险探索等方面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就是小学、中学、大学各个阶段系统的自然科学教育、社会科学教育、人格养成教育，思维方式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和能力的培养等。正是在这一系统的成长过程中，某些人由于特殊的天赋、潜质，逐渐养成了善于发现问题、深究问题的习惯和能力，或是观察科学现象的慧眼与敏感，成长为超越众人的佼佼者。诚然，科学发展史上，确有极少数并未接受多少正规学校教育，后来也成长为科学大家，为科学发展和人类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者。但是，这毕竟属于特例。
正是由于拔尖创新人才需要系统的培养过程，当代世界科学技术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美国，鉴于自身过分依赖大量海外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领域杰出创新人才的现状，2010年国家科学委员会在大量调查研究基础上，了《培养下一代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杰出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美国人力资本》报告，建议从幼儿园开始建立纵向的对天才学生的跟踪评价体系，提高甄别STEM学生的机会，尤其在少数民族和地区；加强对教育工作者、儿科医生甄别和培养STEM天才学生能力的培训。报告还建议父母、监护人、教育工作者、学生同伴和学生自己必须学会合作，创造一个鼓励卓越以及对每个学生的成功都给予表彰的文化环境，而不管这些学生的种族、性别、社会背景和地理位置如何。
实事求是而言，随着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大学阶段的研究生教育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确实越来越突出。但是，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优质的研究生人才培养只能以优质的本科教育为基础。本科教育不仅是对大学前教育的系统拓宽和加深，而且是大学阶段最为全面的教育，从通识教育到专业教育，从知识、能力、思维方式培养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均给受教育者打下比较牢同的基础。本科教育培养目标不能有效达成，知识结构存在严重空档，人格养成存在严重缺陷，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只能是缘木求鱼。叶赋桂等认为我国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主要应该依靠研究生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基于现阶段我国现实的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与国外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正视问题，不回避问题值得肯定，但是这并不等于就可以由此得出结论：“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在于研究生培养质量，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主要依靠研究生教育”。似乎在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质量就不“关键”，本科教育就不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依靠”。
这样看问题，也许会使人误认为在研究型大学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问题上，本人是将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同等看待、搞均衡主义。其实，是否应当将二者同等看待或者有差别地看待，只能由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和培养的规律与特点来决定，绝不能人为地贴标签。当下，我国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存在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当然需要改革和创新，但是这种改革和创新只能以契合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和培养的规律与特点为前提，而不是决定于人的主观愿望。也许还有人认为，从事实角度看研究生教育阶段更能出人才。其实，“更”本身就具有比较意义。研究生教育是比本科教育更高的阶段，当然更应当出人才。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只有本科教育在发现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实实在在地下工夫，研究生教育才会有质量更高的拔尖创新人才生源，否则研究生教育即使下再大力气，效果也未必如愿。根深才能叶茂，有了强大坚实的根基，才会有万丈高楼。根或根基才是事物发展的关键部位，这是再朴实不过的道理。在这样的意义上，如果一定要比较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何者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中的地位更为关键，笔者毫不犹豫地认为当然是本科教育。本人这一观点实际与叶赋桂等的观点正好契合：“在大学的本科阶段，学校和教师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发现具有学术潜质、真正想献身学术事业、立志要过理智和精神生活的学生。只要发现了这样的学生，培养其实并不是难事”。既然只要“发现”了，“培养”并不是难事，试问到底是“发现”环节关键，还是“培养”环节关键？其中道理无需多言。
二、美国研究型大学并非只重视研究生教育，它对本科教育同样高度重视
叶赋桂等强调“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在于研究生培养质量，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主要依靠研究生教育”，一个重要依据是美国作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它的“大学培养了世界上最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杰出的学术大师，但美国的本科教育自20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一天不被美国高等教育界内外所激烈批判。然而，美国对其研究生教育却是引以为傲的，世界其他国家公认美国高等教育质量最好，这个‘高等教育质量’恐怕不是指美国的本科教育，而是指美国的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其中的博士教育。”这个看法至少与国内广为传播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及笔者实际考察、了解的美国本科教育情况不符。
（一）与国内广为传播的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情况不符
提起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它们都是世界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但它们却无一不对本科教育极为重视。一是高标准推行通识教育，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拔尖创新能力培养打下坚实的知识和思维训练基础；二是各自有独具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不仅有利于发现拔尖创新人才，也有利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始于1642年亨利·邓斯特首设的13门正式课程。19世纪末以后，哈佛大学课程设置经历了5次改革，由最初的必修课程制发展到核心课程制，具体包括专业课16门，选修课8门，核心课程8门。核心课程涉及文学艺术、历史学、外国文化、伦理道德、社会分析、定量推理和科学等7个领域，学生必须通过32门课程才能毕业。其人才培养模式，既注意培养学生的学科才能，又发掘学生学科之外的才能，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自我，建立自觉的学习信念，吸收更多的知识，充分发挥潜能，以培养反思性的、经过良好训练的、有知识的、严谨的、有社会责任感的、独立的、创造性的思想家。
哥伦比亚大学的现代本科通识教育体制于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逐渐形成。核心课程是其本科教育的基石，必修课包括当代文明、文学人文、美术人文、音乐人文、重要文化、外语课程、大学写作、自然科学及自然科学前沿等，目的在于无论本科学生将来的专业或专业方向如何，都能够有较为宽阔的知识和思维。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哥大注重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培养，每个学生在不同学年必须修习不同的必修课程，并且课程跨学科性很强，往往需要多个教师合作教学。学生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程度的课程学习。
麻省理工学院早在19世纪中期就为学生提供科学与文学混合课程计划，1950年又确定实行核心课程计划。学生在校要取得学士学位，必须修完9个科目的自然科学课程，8个科目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其培养模式有两项重要措施：一是本科生研究工作机会计划，本科生作为教师的初级同事参与到有挑战性的研究计划中，与教师进行智力协作；二是独立活动计划，本科教育期间学生有4周的自由独立活动时间，可以根据兴趣进行课题研究。推行这两项重要计划，就是要致力于给学生打下牢固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基础，培养创造性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与笔者实际考察、了解的美国本科教育情况不符
为深入了解和借鉴美国高等教育的管理和运作，提升办学水平，笔者所在的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近年来连续组织“美国高等教育运行及管理体制机制”境外培训。本人参与了2012年在美国马里兰大学举办的暑期培训，为期3周，分别听取了马里兰大学、马里兰州高等教育委员会、乔治城大学、乔治-梅森大学和美国大学协会有关专家的讲课和介绍，参访了马里兰大学位于巴尔的摩的科技园、乔治·梅森大学科技园以及东部几所著名大学，其中对美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印象十分深刻。
第一，教授对教学必须倾力而为。教学是教授的主要工作，教学第一、科研第二，是美国大学不可更移的办学思想。马里兰大学的教授每学期必须上两门课，每周各1次，1次两个学时。每学期13-15周。每学期开始前，教授都要对开设课程写出详尽说明上传校园网，供学生阅知。内容包括课程名称、教学时数、每次授课内容、阅读材料、读书报告要求等。课堂上教授主要是组织学生讨论，引导学生培养批评性思维。访问的其他大学，教授在教学方面的要求与马里兰大学基本类似。
第二，学生对学习必须倾力而为。在哈佛大学，以工程学院的数学课为例，每周上课3次，每次1小时，另组织3次讨论，每次2-3小时，学生不仅要完成课后作业，而且还要完成若干个研究性题目，完成情况要在课堂上演讲、展示。马里兰大学及其他大学，本科学生每学期可选修4-5门课。上1次课，必须阅读9个小时以上的材料。课后要撰写大约5页纸的读书报告，1门课平均撰写读书报告4-5份，同时要课堂演讲。教师根据课堂讨论、研究论文、课堂演讲和展示、课堂测试等来评分，任何一个环节成绩薄弱都会影响最终成绩。尽管课程性质不同，具体教学方式、检测方式会有不同特点，但要获得课程学分，学生必须付出全部的努力，轻轻松松拿学分绝不可能。
第三，注重分层次教学，因材施教。马里兰大学，入学分数前5%的学生，一进校就由专门老师引导，分成相应小组做研究，训练其研究、发现以及撰写研究报告的能力。前15%的学生，采用小班开课，每班10多个人，学生可以从全校不同学院的课程中选课，培养宽阔的眼界，在广泛选修课程基础上，发现兴趣，确定专业方向。前20%-30%的学生，一进校就分成不同的小组，进行主修和辅修专业学习。其他大学也都有相应的分层次教学。
第四，重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培养。不同大学的具体形式不尽一致。马里兰大学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美国能源部、航天署举办的高水平竞赛，从高质量、高水平实战中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与能力；二是特别注重培养商界领袖，将企业家精神融入日常教学，接受校友捐赠建立企业家宿舍，凡是有意创业的学生都可以住进企业家宿舍，进行创业项目实习；经常有企业CEO在宿舍作报告，引导学生创业；有视频会议，供学生学习、模仿。这个做法十分成功，引起全世界许多大学模仿。
以上两个方面确实无法充分反映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全部情况，但它至少说明美国研究型大学对本科教育高度重视。大略对比一下我国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问题也许会更加清晰。从人才培养的全面性看，我国大学1952年开始调整，吸取前苏联快速培养科学技术专门人才经验，多数高校被调整为行业型大学，人才培养的全面性实际上受到了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倡导和推行素质教育，继而又学习、借鉴欧美大学通识教育经验，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开始在研究型大学传播并付诸实践，但直到今天仍处于探索阶段。从教师投入本科教育的精力来看，现阶段由于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重科研评价、轻教学评价比较普遍，不少调查报道都反映出包括研究型大学在内的教师从事科研所花的精力远高于从事本科教育的精力。从生师比看，我国达到教育部规定的16：1的研究型大学很少，更不要说达到欧美研究型大学的10：1，直接导致大班授课成为常态。课堂学生多，自然限制了讨论式教学开展，批判性、创新性思维以及学生的合作性学习能力等培养都受到严重限制。从学生选课及作业情况看，学生每学期选课通常达10多门之多，二、三年级则是选课高峰，四年级上学期多数学生基本上只剩下极为有限的学分需要修习。单位时间内课程太多，严重挤压了创新思考和学习时间。至于学术训练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作业也被严重“缩水”，不少学校的理工科作业多局限于基本知识掌握。文经管类专业甚至很少作业，自然谈不上批判、创新思维及其能力的培养。
总之，无论从哪个层面考察，美国研究型大学对本科教育的重视程度及质量都远高于我国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它们的高水平研究生培养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至于叶赋桂等在文中所言，“美国的高等教育自20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一天不被美国高等教育界内外所激烈批判”，人们也应当有正确认识。这里至少有两种可能需要考虑：一是美国本科教育质量实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人们对它有更高的要求，寄有更高的期望，进而导致了对它的不断批评或批判；二是美国的本科教育质量确实很低，人们对其激烈批判是期望它有效改进，进而赶上世界高等教育水平。叶赋桂等所言的“激烈批判”到底属于哪种情况，不言自明。还应看到的是，美国由于拥有当今世界最为发达的科学技术和较高的生活质量与水平，其研究型大学能够吸引全世界的优秀本科生前去研究生院就读，优质生源相当充足，而我国的研究型大学由于多方面条件所限，还不可能有效吸引全世界优秀本科毕业生前来就读。在这样的意义上，即使如叶赋桂等所言，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质量并不高，它的人才培养质量关键在于研究生培养质量，我国研究型大学也不能邯郸学步。
三、我国有海外学位的学术精英大都接受的是中国的本科教育以及在世界顶尖大学研究生院到处可见中国学生，并不能够充分证明中国的本科教育水平就高
叶赋桂等强调我国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应当主要依靠研究生教育，另一重要依据是中国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质量“并不低”，抓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把本科教育置于“无与伦比”的地位是未“抓到痒处”。“中国现在的学术精英大多拥有海外大学的学位，大学校长、新当选的院士、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引进等大多是留学归国人员。不过，这些学术精英的本科文凭却几乎都是中国大学的。今天，在世界顶尖大学的研究生院随处可见中国学生身影，清华、北大更已成为美国顶尖大学研究生院最大的生源校。这表明中国的本科教育水平并不低，因为中国的优秀本科生可以进入世界上任何一所最好的大学读研究生”。这一观点同样值得商榷。
一方面，在逻辑上，特殊的有限证据无论如何都无法充分证明整体的情况。
应当承认，叶赋桂等描述的当下我国有海外学位的学术精英大都接受的是中国的本科教育以及在世界顶尖大学研究生院到处可见中国学生的确是事实。同样应看到的是，中国大学本科生数量高居世界第一，在这个巨大群体里，每年能够去世界顶尖大学研究生院就读者，绝对量虽然不小，相对量毕竟极少。再进一步就世界顶尖大学研究生院的中国学生而言，他们中有些人的本科并非在中国大学就读，而是高中一毕业就直接去欧美大学就读，本科毕业后又进入这些国家大学的研究生院学习。还不能排除另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人甚至由于各种特殊原因，连中学、大学都并非在国内就读，而是直接进入国外的中学和大学，毕业后再进入这些国家顶尖大学的研究生院。把这两种情况放在一起考虑，中国大学本科生去往世界顶尖大学研究生院的数量还要再打折扣。即便如清华、北大已经成为美国顶尖大学研究生院最大的生源校，也不能表明国内多数大学或者研究型大学都能成为美国顶尖大学研究生院的生源校，更不能代表国内所有高校的本科教育都呈现出如此高质量。
中国大学本科教育质量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仅用极少数中国学生就读世界顶尖大学研究生院的例子，或者高居中国大学“金字塔”顶端的清华、北大已经成为美国顶尖大学研究生院最大的生源校，就认为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质量高，本科教育质量不是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本科教育不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依靠”，道理无论如何都不充分。这并不是说部分就不能证明整体或大致证明整体，但用于证明的“部分”，一定要是随机抽取，而不能是特殊的部分。其实，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即便是随机抽样，样本总体达不到一定的数量要求，也难以保证对整体情况作出具有较高准确性的推断。更何况，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当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包括研究型大学的教育质量在内确实引起了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质问，而不是像叶赋桂等所言。从历史和国际比较视角看，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是否严重下降本身值得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只承认我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与国外相比有较大差距，不承认本科教育同样存在较大差距是不科学的，这一观点付诸实践，必然会对包括我国研究型大学在内的本科教育，进而对研究生教育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实不可取。
另一方面，有关具体事实也表明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要达到国外顶尖大学的本科教育水平还需要艰苦努力。
清华大学2005年开始创办计算机科学试验班，由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姚启智先生具体负责（简称“姚班”）。这个班是教育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在清华大学的实施项目。姚启智先生领导的教学团队针对国内计算机科学教学对学科基础缺乏重视以及对学生深度思考训练不够两个问题，确立了两条指导思想：一是课程紧跟时展，使学生思维方式跟上国际计算机科学发展要求；二是精开课程，让学生学深学精，通过学习发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姚班”设计了18门全新核心课程，覆盖计算机科学基础，涉及计算机科学研究最前沿。一、二年级注重计算机科学基础知识强化训练，涉及面广且有深度，大大地开阔了学生眼界。三年级时，学生逐渐知道了自身兴趣，开始分流，四年级时学生完全在研究团队实践。“姚班”四年共有107人毕业，约一半到美国常春藤大学或其他世界名校深造，本科期间记录在册的45篇，作为论文通讯作者或主要完成人的29篇。至此，姚启智先生才言：“姚班”已经建立了国际品牌，它的学生可以与国际顶尖大学本科生比拟。清华大学是我国的顶尖大学，这样一所大学的一个成绩如此斐然的试验班，学生水平才达到可与国际顶尖大学本科相比拟，试验班以外的清华本科生是否都达到了这样的水平？我国其他“985工程”高校以及“985工程”以外的其他高校本科生是否都达到了这样的水平？
南京大学龚放教授曾就南京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本科生学习参与”进行问卷调查。虽然在“学业学习习惯”维度上，南京大学学生明显强于伯克利分校学生，在“与教师的互动及研讨”维度上，南京大学低年级学生表现更好，两校高年级学生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在“课堂参与与创新”、“同伴合作与互动”、“批判性推理与创新”三个维度上，南京大学学生明显弱于伯克利分校学生。这个问题尤其应当引起重视。英国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有一著名疑惑：中国古代曾经拥有辉煌的科技成就，为什么15世纪前后在西方研究成果大幅上扬的时候，中国却在走下坡路？对此，很多人试图给出解答。教育界的答案之一是“科举制度桎梏了人们的思想”；另一答案是“学校教育忽略了想象力的培养”。在这样的视角上，龚放教授的上述调查确实为正视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存在的严重不足提供了有力例证。
青年拔尖人才工作计划 篇6
主句：如何进一步推进医院科技创新工作转型提速发展？
“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要加快培养拔尖人才，尽快改变学科人才‘原高峰少’的现状；就是要加快年轻人才、储备人才的培养力度，打造金字塔型的人才队伍。”空军总医院院长王建昌掷地有声。
初春的北京，阜成路上行人匆匆。早上不到8点，位于西钓鱼台的空军总医院门诊楼里已是人头攒动，这些患者来自全国各地，好多都是慕名而来。
立足长远，基础雄厚，积淀深远，朝气蓬勃，历经六十多年发展，空军总医院的优秀专家团队及中青年优秀骨干队伍、优质的医疗服务，深为患者信赖。
“人才为政事之本”。进入新世纪，空军总医院坚持不断提升中青年人才队伍整体素质，努力打造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群体，为建设研究型医院提供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科学发展启动人才工程
2010年，一位患者以“畸胎瘤”入住空军总医院普通外科，术中发现是肠系膜肿物，反复三次术中冰冻病理均提示为炎症，行小肠部分切除后患者恢复正常，但患病的真正病因一直无法弄清楚。科室副主任医师顾国利的心中总是惦记此事，在主任王石林的帮助下查阅了大量国内外资料，发现病人情况符合“特发性收缩性肠系膜炎”特征，这种病非常罕见，当时国外报道400余例，国内则不足50例。顾国利立即请病理科帮忙重新调阅病理切片，最终使病人得到确诊。随后，他将相关资料整理翻译后投向英国杂志并获发表。
在空军总医院工作的13年里，顾国利共发表医学论文48篇，其中SCI收录2篇、Medline收录3篇、国内核心期刊第一作者28篇，参与撰写专著一部，被吸纳为医院新一届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青年委员，成为院里最年轻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之一。
从年轻医生到拔尖人才，顾国利就是空军总医院打造中青年专家人才梯队的一个样本。在今年医院召开的第九届科学技术委员会上，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郭睿、空勤科副主任医师崔丽以及干部病房6区副主任医师罗惠兰等中青年骨干医生专题汇报了全军“十二五”重大和重点课题进展情况，36名青年委员面对面与院领导就进行了学术热议。
如何进一步推进医院科技创新工作转型提速发展？
“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要加快培养拔尖人才，尽快改变学科人才‘原高峰少’的现状；就是要加快年轻人才、储备人才的培养力度，打造金字塔型的人才队伍。”空军总医院院长王建昌掷地有声。
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必须有超常举措。党委“一班人”迅速达成共识――加快拔尖人才队伍建设，加大中青年专家团队培养储备力度。在继承人才建设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空军总医院努力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和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不断改善福利待遇，构建健康向上的工作生活平台，制定了人才升级计划，培养扶持创新团队和优秀拔尖人才跻身国际前沿，努力打造“大师加团队”的人才方阵。
为拔尖人才提供成才环境
让优秀的青年专家挑大梁，继承发展精品学科，是空军总医院又一重要人才培养战略。医院以皮肤科、正骨科、肿瘤放疗科等重点学科为龙头，建立“专家带、岗位练、相互学”的培养模式，发挥知名专家教授的引领作用，在以老带新中形成相沿成链的师承效应、高效为核的共生效应。
2010年3月，张先生在外地经诊断发现，左外耳道腺样囊腺癌手术后发生肺转移。考虑到当时的身体状况，医生认为他不再适合手术，建议他到北京空军总医院肿瘤放疗科，这里有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γ（X）射线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技术。
经过详细的检查与准备后，科室王颖杰副主任为他进行了左颌面部的“靶中靶剂量递增”调强放疗。2011年5月，继第一次伽玛刀治疗后14个月，张先生再次复查时发现双肺又出现多个转移灶，王颖杰建议再次进行伽玛刀治疗，仰、俯两个，共10个病灶。治疗结束后，张先生一般状况非常好，咳嗽、咯痰等症状消失了，饮食和睡眠也恢复正常。
王颖杰应用的，正是科室夏廷毅主任开创的非手术根治早期实质器官肿瘤和多学科综合治疗晚期肿瘤新模式，即以采用高分次剂量、短疗程治疗模式为创新点，实现肿瘤诊断、分期、靶区勾画、治疗计划和聚焦照射的一体化。在夏廷毅倾心的传帮带下，王颖杰已经成长为空军高层次科技人才，擅长肺癌、食管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肿瘤的放疗和综合治疗，是北京医学会放射肿瘤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学分会全国青年委员。
“芳林新叶催陈叶，清流前波让后波”。
而今，擅长用手法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正骨科专家冯伟、冯宇俩兄弟；善于中西医结合治疗皮炎湿疹、银屑病、白癜风等症状的皮肤科专家史飞；口腔科逄键梁博士、心血管内科田建伟博士、肝胆外科冯志强博士等一大批中青年优秀人才不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各学科的骨干，挑起了科室建设的大梁，实力突出、朝气蓬勃的人才队伍建设卓见成效，一个高素质的中青年专家团队已经崛起。
为后备人才搭建成长舞台
2012年2月25日，空军总医院西楼五层的学术厅内格外安静，仅有的声响来自于敲击键盘的声音，几十位身着戎装的医生端坐在电脑前，仔细浏览着屏幕上的每一道考题。这是医院公开遴选科室领导后备干部的“岗位胜任力测评”考试现场，大厅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医院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近年来，各大医院纷纷进入人才的“亟需期”，面对激烈的人才市场竞争，空军总医院领导越发体会到人才队伍建设是提升医院综合实力的决定性因素，关系着医院的未来发展。因此，医院着眼于人才队伍的长远建设，开始建立科室领导“人才后备库”，并组织开展了公开遴选活动，擅长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动脉高压、急慢性呼吸衰竭的呼吸科专家樊再雯，擅长小肠疾病临床诊治和双气囊小肠镜诊疗操作的消化内科专家宁守斌等10位医院科委会的青年委员通过公正的考核进入了科室领导后备干部行列。
建立科室领导“人才后备库”，是空军总医院选拔人才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事关医院发展的一项长效机制。居传震政委介绍道：“对于遴选出的优秀后备干部，医院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一旦出现领导岗位空缺，将优先使用这些人才；对于落选的人员，医院将明确其优缺点，制定长远的培养计划方案，通过岗位轮换、进修培训、执行重大任务等形式加任务、压担子，加快其成长步伐。”
医院设立培育基金，制定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对潜力大、后劲足、敢创新的拔尖中青年科技干部进行重点培养，在政策上扶持、待遇中倾斜，为他们搭建成长舞台，每年从军人干部、文职人员、非军队编制专业技术人员中选拔若干名优秀青年人才进行重点培养。还树立了“大人力资源观”，突出“强化岗位、淡化身份、注重能力、强调贡献”的理念，以培养高层次人才为目标，加大中青年拔尖人才的培养、扶持和选拔力度；每年选送业务技术骨干到国内外知名大医院进修深造，帮助他们规划青年学术生涯，量身定做培养方案。
青年拔尖人才工作计划范文 篇7
关键词：大学 拔尖创新人才 内部治理 培养模式
拔尖创新人才是科学、技术、管理等各领域中的杰出者，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资源和紧缺资源，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和支撑作用。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探索建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促进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是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对高等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
我国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之路
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而产生和发展的。从早期举办“少年班”，到个别研究型大学自发探索，再到现今国家出台政策、设立试点，引导和鼓励发展，大学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轫期。1978 年，为响应中央“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号召，中国科技大学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少年大学生集中培养基地―少年班[1]，首开我国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之先河。1985年，原国家教委作出决定[2]： 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13 所重点大学开办少年班。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少年班对唤醒整个社会的人才意识，为国家迅速培养一批基础科学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阶段：个别大学的探索期。在总结举办少年班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很多知名大学开始尝试以新的方式进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探索。例如，1984年浙江大学在全国率先创办了以培养工科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的教改试点班―混合班[3]；1986年南开大学探索高级数学人才培养的“数学试点班”[4]；1989 年南京大学成立基础学科教学强化部 [5]，在全国首创大理科、大文科人才培养模式；1998年清华大学开办了“数学―物理基础科学班”等。这一阶段的探索为我国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阶段：政策引导期。进入21世纪，为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我国政府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摆在了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012年党的十，都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作为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也多次强调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为满足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发展需求，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开始加紧制定政策，鼓励、引导和规范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例如，2009年，教育部、中组部、财政部联合启动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珠峰计划”），为大力营造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和政策机制，在学生遴选、教师配备、培养模式、营造氛围、制度创新、学生管理、国际合作等7个方面进行重点改革；2011年，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启动了“设立试点学院，开展创新人才培养试验”工作，深入推进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的有深度、有力度的改革试点。在政策的引导和鼓励下，许多大学开始大胆进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改革和试验，大学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进入全面探索和实践时期。
我国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总体上还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不利于拔尖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集中表现在：缺乏科学、合理、完善的内部治理机制，制约了大学组织功能的最大发挥；人才培养模式落后不利于学生个性发展和潜能发挥；创新文化氛围缺乏等方面。
1.大学内部治理机制尚不完善
当前我国大学创新活力不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足，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创新体制机制尚不完善，内部权力的运行缺乏基本的程序和规则约束，更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监督，并由此导致组织结构官僚化、权力配置行政化、专职监督软弱化、工会职能福利化、民主管理边缘化，学术权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6]等问题。例如，大学行政权力被滥用，行政权力不仅决定着高校日常非学术事务的走向，也通过资源分配、干部任命等方式操控着学术事务的走向；很多大学还未建立起以民主决策、有效监督为特征的内部法人治理结构，很难支撑不断扩大的自的有效使用，教代会、校务委员会等形同虚设，学者及学术组织参与学校重大决策的途径和方式有限，制约了大学组织功能的最大发挥。作为国家知识创新的主力军、技术创新的重要方面军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大学自身亟需建立起科学、合理、完善的内部治理机制，全面提升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创新的能力。
2.人才培养模式落后
一是大学定位存在模糊化和趋同化现象。大学盲目追求高、大、全、“一流”，缺乏个性、千校一面，目标设计往往忽略其自身内在结构的完善。由此导致大学人才培养定位模糊，类型、层次单一，规格雷同，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以及社会对多样化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需求。二是教学内容陈旧，与社会需求脱节。一方面，专业过多、过细、过窄，交叉、融合学科较少，课程设置死板，受限于教学大纲框定的内容，教学内容更新缓慢等。另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巨大的就业压力迫使学生为毕业后的就业而比较功利地选修一些热门专业或实用性、工具性的课程，无法适应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结构调整亟需大量高素质、高技术创新型人才的需要。三是教学方法落后。从大学内部教育教学看，只注重教学内容、科学知识的传授，而不注重学习方法、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学方法单一，缺乏探究，忽略学生智力和智慧的发展，无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严重影响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四是考评制度僵化。大学现有的师生考评制度不同程度地存在评价内容不科学、评价方式单一、僵化的问题。在学生考评方面，过于注重整齐划一，注重学习成绩，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制约了学生创新意识、创造思维、创造能力的发展；在教师考评方面，重科研、轻教学，重数量、轻质量等，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的局面尚未形成，既不利于激发教师科研创新的激情，又阻碍了他们对教学的投入和热情。
3.缺乏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
大学缺乏鼓励创新的文化环境，主要表现在：一是现有的大学教育方式不利于学生养成批判性思维，无法学会独立思考；二是缺乏鼓励创新、求真务实和诚实守信的学术氛围，存在学术自由危机。一方面，近年来，受整个社会功利化、浮夸化倾向的影响，大学充斥着“快餐式文化”，极大压缩了创新文化培育空间。例如，科研管理往往只关注课题级别、数量和到位资金、学术文章等显性数据；教师为奖金、评职称等各种名利所束缚，导致大学科研工作浮皮潦草，科研成果缺乏创新、质量低下；学术造假破坏了大学育人和科学研究最需要的风清气正、求真崇实的文化环境；学术圈内部的“学霸”现象，与官僚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审批学术、等级学术，以及与小团体或个人利益相连的学术腐败等，极大地危害了大学的学术自由。另一方面，学生的学习自由权利还未得到充分的保障，还未形成学习自由的良好氛围。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生有学习的自由……如果要培养出科学人才和独立的人格，就要让青年人勇于冒险。”[7]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制度建设基本上奉行的是以管理者或教师为主导的制度建构模式，把学生限定在一定的秩序内学习和生活，学生基本没有自主发展和学习自由的权利，”[8]限制了学生自由个性的发展以及创新精神和创新活力的养成。
加强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现途径
培养造就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是时代赋予大学义不容辞的使命，大学应勇担重任，积极探索，努力突破，促进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1.实施高校内部治理机制改革
一是建立以法律为依据、以学校法人化为标志的外在制度，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加强现有法律法规的落实和执行工作，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法人化改革的进程，合理配置和规范政府与大学的权利关系，促进大学的自主发展。明确政府在大学治理中的定位，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政府参与大学治理的方式，综合运用政策引导、经济调节、法律规范等手段加强对大学的宏观指导和有效调控，尊重办学自，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二是在高校内部建立保障学术权力的制度规范和运行机制，理顺高校内部的权力关系。加强大学学术委员会的作用，使大学学术权力的行使实现组织化和制度化，从根本上提升学术权力在大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是完善和创新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进一步厘清、规范党委和校长的职责职权，做到权责边界分明，保证在党委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校长独立负责主持行政工作的作用。建立健全有效的校长权力制衡监督机制，明确党委及书记对校长权力的监督范围，充分重视和运用民力，完善“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的民主决策权。健全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党政协同保证学校发展目标的实现。[9]
2.开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一是转变发展观念。结合学校自身特点和现实需要，在依法办学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既体现中国特色又能够彰显学校特色的新的高等教育分层、分类体系。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推进大学特色化发展。二是转变教育观念。知识教学与创新能力培养相结合，在重视智力、知识、发散思维技能等认知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好奇心、探索性、挑战性和意志力等创新人格品质。[10]三是坚持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充分利用课堂内外的教学资源，积极吸收人类社会科技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精心设计课程内容，选择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注重培养学生学习与思考的方法、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等，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四是建立以创新、质量、人才培养为导向的新的大学师生考评制度。在学生考核方面，减少应试化、功利化等考核方式，弱化考试的评价功能，建立以素质和创新为导向的考试内容和评分标准，使考试成为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创新个性的有效手段。在教师考核方面，创新体制机制，促进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紧密结合，提高教学投入和效果在评价中的比重，将科研成果转化到教学的情况纳入考评范围，建立以创新、质量和人才培养为导向的教师评价体系。
3.营造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
一是尊重大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和价值选择。大学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具有天然的创新特性，又具有与生俱来的保守性。大学要与社会即时的、功利的需要保持一定距离，要负载价值，守望社会精神文明，给人类以终极关怀。[11]要鼓励大学尊重和遵循科学及学术自身的规律，尊重学术自由，切实保障教师教学与研究的自由权，鼓励师生以科学的态度，为了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激发他们创新的激情，这是创新最大的源动力。二是要改变大学“传统的、控制型的学习制度”，培育倡导独立、批判、质疑和宽容失败的校园文化。要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舆论氛围。变革和创新蕴含着风险，敢于冒险，敢于面对错误，改正错误，才能走向成功。要营造鼓励标新立异，不以“成败论英雄”，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氛围。三是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社会价值导向是培养杰出人才的基础和动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教育机构的精心培养和个人的不懈努力，更需要全社会正确的价值导向。在全社会形成共识，通过社会、家庭、基础教育和大学的共同努力，最终实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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