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杰出的政治家臧文仲》
臧文仲(前701-前617年)，姬姓，臧氏，名辰，谥文，史称“臧文仲”。春秋时期鲁国大夫，世袭司寇，执礼以护公室。历事鲁庄公、闵公、僖公、文公。臧文仲博学广知，不拘常礼，思想开明进步，废关卡，利经商，强外交，重军事。为世人所敬仰。小编在这里整理了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助到您。
臧文仲—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
鲁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鲁国发生大饥荒，举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臧文仲请求到齐国借粮，对鲁庄公曰：“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铸名器，藏宝财，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国病矣，君盍以名器请籴于齐?”鲁庄公问谁可以出使齐国，文仲自告奋勇，曰：“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辰也备卿，辰请如齐”。事后臧文仲的随从不解地问他为何主动请缨，文仲曰：“贤者急病而让夷，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国家无违。今我不如齐，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臧文仲带着鬯圭玉磬之类的名器作为抵押物到齐国去借粮，他一方面向齐君介绍了鲁国“天灾流行，戾于弊邑，饥馑荐降，民羸几卒”的严重灾情，另一方面又阐述了齐鲁两国共同承担着“周公、太公之命祀”的重任，巧妙地说出了齐鲁两国的历史渊源，言辞恳切，以礼动之，弄得齐君不能不借粮给他，而且连带来的抵押物也没好意思留下来，使“齐人归其玉而予以籴”。(《国语·鲁语》、《左传·庄公二十八年》)。鲁国上下，因此而度过饥荒之年。春秋时期，“名器”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象征，臧文仲为了解救百姓于倒悬之苦，说服鲁庄公以“名器”为抵押向齐国借粮，这确实是开明之举，体现了他“忠君”、“恤民”的博大情怀。臧文仲身为鲁国国卿，当国家遇到危难时，他挺身而出，勇于担当，出使齐国，巧妙与齐君周旋，维护了鲁国的尊严和利益，表现了他居官在位的高度责任感和过人智慧。
鲁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夏，鲁国大旱，鲁僖公打算把那些仰面朝天的畸人(巫、尪)抓来烧死，以祈求天降雨(当时人们认为天不下雨是因为老天爷担心雨水会流进那些仰面朝天的畸人鼻子里)。臧文仲得知此事后对鲁僖公说：“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尪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他认为用烧死“巫、尪”来祈求天雨的做法是错误的，如果天人之间存在感应的话，老天爷可怜这些人，当初就不会让他们出生，既然他们出生了，现在烧死他们不仅没有用，相反会加重旱情。所以他建议鲁君要劝导百姓厉行节约，开源节流，加强守备，提振士气。鲁僖公接受了他的建议，“是岁也，饥而不害”。(《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可以看出，臧文仲是一个非常开明务实的辅政大臣，行事不拘泥于陈规旧礼，体恤民情，行事务实，具有比较鲜明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倾向。
鲁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邾人因鲁伐取其地须句的缘故出师攻鲁，僖公麻痹轻敌，瞧不起小小邾国，“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臧文仲力谏道：“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悖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他苦劝僖公不可掉以轻心，而应严阵以待。僖公不听，终至败绩升陉，成为鲁国历史上的一大国耻，这从侧面印证了臧文仲军事思想的正确，其中包含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尤其难能可贵。
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臧文仲与东门襄仲“如楚乞师”，“以楚师伐齐，取谷”。鲁以攻为守，暂时阻止了齐国对鲁国的进攻。二十八年，诸侯在温地盟会时，晋国逮捕了卫成公，把他押送到周，指使医生用毒酒暗害他，没有成功，医生却没有受到报复。臧文仲言于僖公曰：“夫卫君殆无罪矣。刑五而已，无有隐者，隐乃讳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隐也。今晋人鸩卫侯不死，亦不讨其使者，讳而恶杀之也。有诸侯之请，必免之。臣闻之：班相恤也，故能有亲。夫诸侯之患，诸侯恤之，所以训民也。君盍请卫君以示亲于诸侯，且以动晋?夫晋新得诸侯，使亦曰：‘鲁不弃其亲，其亦不可以恶’”。(《国语·鲁语》)臧文仲说服僖公出面为卫侯求情，僖公用二十对白玉送给周王和晋侯，于是卫侯得到赦免。晋文公很感激鲁国给他解围，“自是晋聘于鲁，加于诸侯一等。爵同，厚其好货”。卫君也因此对鲁国感恩戴德。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臧文仲识大体顾大局具有非凡的战略家的高远视野。
鲁僖公三十一年(公元前629年)，晋文公召集诸侯各国瓜分曹国土地，“晋文公解曹地以分诸侯”。鲁僖公委派臧文仲为代表前往。臧文仲此时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途中宿于鲁重邑行馆，行馆仆役对他说：“晋文公始霸诸侯，他想通过分割曹国土地来笼络人心，诸侯各国无不趋之若鹜。晋侯明确这次分地不按照诸侯各国原有的班爵秩序，而是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早到多得，迟到少得，所以各国使者无不争先恐后，日夜兼程。您老如果想要为鲁国多争得土地，就不能慢慢悠悠的了，得抓紧时间赶路”。臧文仲听从仆役之言，立即连夜启程，一路风尘仆仆，最先到达晋国，所以鲁国在这次分地中得到的土地最多，“获地于诸侯为多”。回国复命后，臧文仲向鲁僖公建议道：“这次鲁国能够多分得土地，主要是重邑行馆仆役的功劳。古代圣贤说：‘善有章，虽贱赏也;恶有爨，虽贵罚也。’行馆仆役一言而建扩疆辟土之功，功绩卓著，应该给予赏赐”。鲁僖公听从了他的建议，特加爵仆役为大夫(《国语·鲁语》)。春秋时期，土地和人口是诸侯各国竞相争夺的重要资源，臧文仲在辅政实践中深切体会到这一点，所以他不辞辛苦，长途劳顿，为鲁国挣得最大利益。同时，对于那些能够为国建功者，即使是地位卑贱的仆役，他也敢于打破礼制限制，对其论功行赏，这些做法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由于臧文仲的努力，此期成为鲁国外交史上较有利的时期之一。
鲁文公初年，陈、卫关系趋于和睦，臧文仲审时度势，“欲求好于陈”，加强外交。在文仲的努力下，“夏，季文子聘于陈，且娶焉”。陈、鲁通过联姻形成同盟。
臧文仲在处理天人关系时，能够破除陈旧愚昧的观念，重视人文关怀。在处理君民关系时，他也具有“以人为本”的思想倾向。鲁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秋，宋国发生重大水患，百姓受灾严重，鲁庄公派使者前去慰问，宋闵公心情沉重，自责罪己，臧文仲听说这件事情后说：“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左传·庄公十一年》) 臧文仲在总结历史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后，提出了国家兴衰存亡取决于国君贤明与否的观点，贤明的国君能够深刻自省，改正错误，昏庸的国君则归咎于人，滥杀无辜。宋闵公死后，宋襄公继位，他想仿效齐桓公创建霸业，于是召集诸侯各国举行会盟，臧文仲听说此事后批评道：“以欲从人，则可，以人从欲，鲜济。”(《左传·文公四年》)所谓“以欲从人”，就是推己之所欲以从人，使人同得所欲;而所谓“以人从欲”，则是强迫他人顺从自己，以逞一己之欲。臧文仲认为，宋襄公将一己私欲强加于诸侯各国，日后必将招致杀身之祸。果然，次年宋襄公与诸侯各国会盟于盂时被楚人羁押，宋国也受到楚国攻击。鲁文公五年(公元前622年)，六和蓼这两个小国国君昏庸无道，为楚所灭，臧文仲闻知后说道：“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左传·文公五年》)意思是说，六和蓼是上古圣贤皋陶的后裔，他们的国君对内不能实施“德政”，对外不能和睦大国，忽焉而亡，令人痛心疾首!臧文仲认为国无大小，国君必须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否则必将走向灭亡。
臧文仲在鲁国辅政期间，屡建事功，且长于辞令，就为政立国之事多有高论，在诸侯国间广为流传，其言论对后世产生广泛影响。鲁襄公二十四年(前549)鲁国大夫叔孙豹出使晋国，晋国执政范宣子问他：“古人有句话叫‘死而不朽’，这是说的什么?”范宣子认为，他的祖先从虞、夏、商、周以来世代为贵族，家世显赫，香火不绝，这就是“不朽”。叔孙豹则以为不然，他认为这只能叫做“世禄”而非“不朽”。叔孙豹曰：“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叔孙豹认为，鲁国先大夫臧文仲去世后，其言立于后世，此之谓“死而不朽”。
但孔子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对臧文仲的总体评价不高，几次指名道姓地对他提出批评。孔子大约迟于臧文仲一百年左右，因此他对臧文仲的事迹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曰：“孔子数称臧文仲、柳下惠”。《论语·公冶长》中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论语·卫灵公》中又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左传》中也载有孔子对臧文仲的批评：“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孔子之所以会对臧文仲做出与众人相悖的评价，是与孔子的政治主张和史学思想分不开的。孔子在评判历史，臧否人物时始终坚持两条标准：一是言行举止必须符合“礼”的规范;二是道德修养必须达到“仁”的境界。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臧文仲，即便他辅政期间为鲁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很难得到孔子的认可。
“下展禽”，即“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柳下惠(前720—前621)，展氏，名获，字禽，食采柳下，谥号“惠”，故称柳下惠。柳下惠也是鲁国的公族，他是鲁孝公之子公子展的后裔，与臧文仲是同时期的鲁国公族大夫，鲁僖公时期曾出任士师，主掌刑狱，因其生性耿直，不事逢迎，有时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因而得罪了臧文仲等当朝权贵，接连三次被黜免。柳下惠虽然仕途蹇促，但道德学问却名满天下，道德修养达到坐怀不乱的境界，面对诸侯各国的高官厚禄礼聘，他一一回绝，这些品质都是孔子所赞许的。如果孤立地看，臧文仲“下展禽”确实有压抑人才之嫌，但从鲁国当时现实政治的大局来看，柳下惠屡遭弃用是合乎情理的。臧文仲当时是辅政国卿，国家的内政外交、天灾人祸都要他来应付，所以他需要的是能够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实干家，而不是沽名钓誉的道德家或不切实际的空谈家。鲁僖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34年)，齐孝公率师伐鲁，臧文仲原本打算亲自到国境上以文辞告谢退兵，后因突然生病，改请柳下惠代劳，柳下惠却迂腐地说了一通小国与大国的相处之道，认为以文辞退兵不合礼，不可行。当时齐国已经大兵压境，情况十分危急，臧文仲没有时间听柳下惠高谈阔论，就毫不客气地打断他，说道：“国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将无不趋也。愿以子之辞行赂焉，其可赂乎?”(《国语·鲁语》)大敌当前，臧文仲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退兵，情急之中，什么办法管用就用什么办法，根本无暇顾及什么礼俗，而柳下惠却坚持“处大教小，处小事大”的教条，横竖不是，左右不对，如此迂腐之人，能不被“三黜”吗?然而孔子在这件事情上却偏向柳下惠，他批评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甚至称他为“窃位者”。臧文仲与孔子在用人标准上的分歧，是他受到孔子质疑的原因。
“废六关”(“废”当反训为“置”)，臧文仲非常重视发展农业，在国内各地新置税关，以增加国家财税收入，为增强国力和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孔子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这项改革措施破坏了古代旧制，形成与民争利。但从施政实践来看，通过设置税关来弥补国家财政收入不足，显然是利大于弊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妾织蒲”，是指臧文仲老婆平时在家里编织一些蒲席，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后挣点碎银子贴补家用，这事如果搁在现在，是值得赞扬的美德，但是孔子居然反对，认为“不仁”。孔子所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以西周的社会制度为蓝本的，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各得其所，农民只管种田，工匠只管做工，官家人是不能经商的，否则就会扰乱社会秩序。臧文仲老婆织蒲出售属于不务正业，有违礼制，孔子当然要反对。
“作虚器”(“臧文仲居蔡”)，是指他私自在家里收藏了出产于蔡这个地方的大龟，这种大龟是天子祭祀的专属物，只有天子才能拥有，臧文仲只是鲁国的一个大夫，不仅收藏了天子之物，而且还加装了“山节藻梲”之类的天子之饰，这是一种僭越礼制的行为，孔子是不能容忍的。
“纵逆祀”，是指臧文仲纵容夏父弗忌违礼之事。鲁文公二年(前625)八月担任宗伯、掌管祭祀之礼的鲁国大夫夏父弗忌准备祭祀时把鲁僖公放在鲁闵公之前，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顺也;跻圣贤，明也;明、顺，礼也”。鲁闵公和鲁僖公都是鲁庄公之子，僖公是闵公的庶兄。庆父作乱，杀公子般拥立闵公，后又杀闵公欲自立而败亡，季友拥立了鲁僖公申。所以弟弟鲁闵公在先，哥哥鲁僖公在后。闵公在位两年，毫无建树，夏父弗忌尊崇僖公，故要将僖公跻于闵公之前。对夏父弗忌的“逆祀”，有关祭祀的官员极力反对。臧文仲没有阻止，却听之任之。孔子认为臧文仲知礼却不能制止违礼之事，是不够明智的。
“祀爰居”，“爰居”是海上的一种大鸟，较为罕见。有一天，曲阜城东门外栖息了一只爰居，二日不飞，臧文仲觉得怪异，就鼓动国人前去祭祀。柳下惠认为祭祀是国家的重要制度，举行祭祀活动一定要慎重，臧文仲让国人祭祀爰居之鸟是违反先祖之制的。他从上古时期的黄帝开始说起，历数颛顼、帝喾、尧、舜、鲧、禹、契、冥、汤、稷、文王、武王……云里雾里，洋洋洒洒，对臧文仲提出严厉批评，他最后说道：“今海鸟至，已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知矣。”(《国语·鲁语》)后来臧文听到闻柳下惠的批评，进行了认真反省，并承认错误，事后他还让人把柳下惠的话刻在竹简上，送三卿阅知。“文仲闻柳下季之言，曰：‘信吾过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书以为三策”(国语·鲁语)。从此事看来臧文仲还是很尊重柳下惠的。但“祀爰居”却事出有因，臧文仲当时是鲁国的辅政国卿，国中有海鸟来栖，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恐慌，他的首要任务是安定民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采取祭祀禳灾的办法，此举无可厚非。因为孔子认可柳下惠其人，必然也赞同柳下惠反对臧文仲“祀爰居”之事，这是符合逻辑的。
孔子褒扬柳下惠贬低臧文仲，还有另一个原因，孔子与柳下惠的政治遭际颇为相似，柳下惠在政治上一直受到臧文仲等权贵的排挤，而孔子也长期受到季氏集团的排斥，两人都仕途蹇促，怀才不遇。柳下惠之于臧文仲，就相当于孔子之于季氏，尽管他们属于统治集团的同一阵营，但政治地位有所不同，臧文仲和季氏是当朝重臣，他们主要致力于解决眼前的矛盾和问题，更多考虑的是眼前利益，因此他们的行事风格更加亲民务实，不拘俗礼;柳下惠和孔子在政治集团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条件来研习古代典籍，进行理性思考，因而他们的政治诉求更加趋于理想化，更加注重所谓的长远利益，但他们的政治主张往往迂阔而不切实际，因此在政治实践中屡屡碰壁，进而导致他们在为人处世方面容易采取因循守旧、固执偏激的态度。政治上的局限性和地位上的差异使得他们在评判历史，臧否人物时就难免会失之偏颇，有失公允。
由于受到政治立场和史学观点的限制，孔子对臧文仲做出了许多与历史事实不符的***，造成了不应有的负面影响，这恰恰反映了他政治上的保守和史学上的偏颇。
事实上，臧文仲与孔子虽相距百年，却同为鲁国的著名学者，二人都是周礼的拥护者和积极倡导者。周礼传统的政治和道德观念在臧文仲思想中大都可见，如“敬事上天、遵法先祖、尊重君上、慈爱臣民、修明道德、慎用刑罚、勤修政事、摒除奢侈、以礼治国”等。孔子强调周礼在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其目的同样是忠君尊王和维护纲常名分，主张“君使臣以礼、事君尽礼、事君以忠，事君能致其身”。臧文仲崇德，主张君主以德治民，认为“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在位者恤民之患”以使民心无违，这与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臧文仲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当权者，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学者，是“立言”者的典范，是“不朽”之人，孔子的内心应是赞赏臧文仲的。问题在于臧文仲对于周礼的态度并不止于因循守旧、拘泥于礼，而是具有灵活性，能够根据新的形势突破常规，变通旧礼，臧文仲的思想是开明进步的，遵循周礼而不拘于周礼。而孔子却对周礼表现得十分执着和拘泥。由于臧文仲当时在诸侯国间威望巨大，当其与孔子的思想抵触时，孔子就反应强烈，对臧文仲一些不合礼的行为严厉指责，以维护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恰恰说明了臧文仲是对孔子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或许，在孔子的内心世界里，孔子对臧文仲的批评并不是由衷的。
臧文仲思想开明，富有智慧，关注民生，行事务实，因时制宜，善于打破陈规陋习，为鲁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辅政数十年间，不仅受到历代鲁君的信任，也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其言论对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唐代文学家韩愈在《送孟东野序》里曰：“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两千年后的1945年教育家黄炎培在延安同毛泽东谈话时就引用了臧文仲的话：“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挬焉’，‘其亡也忽焉’”。臧文仲的“立言”真可谓“死而不朽”。
臧文仲贤明正直，从善如流，高风亮节，赏罚分明，是鲁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
据《昭德堂臧氏大宗》记载：臧文仲生于周桓王十九年庚辰，配管氏，生子许，卒于周顷王二年三月辛卯日，寿八十五岁，葬泗北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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