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我们仨》散文》
杨绛(ji�ng),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1] 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我们仨
我们第一次到伦敦时,锺书的堂弟锺韩带我们参观大英博物馆和几个有名的画廊以及蜡人馆等处。这个暑假他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旅游德国和北欧,并到工厂实习。锺书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绝没这等本领,也没有这样的兴趣。他只会可怜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险”:从寓所到海德公园,又到托特纳姆路的旧书店;从动物园到植物园;从阔绰的西头到东头的贫民窟;也会见了一些同学。
巴黎的同学更多。不记得是在伦敦还是在巴黎,锺书接到政府当局打来的电报,派他做一九三六年“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开会。代表共三人,锺书和其他两人不熟。我们在巴黎时,不记得经何人介绍,一位住在巴黎的中国共产党员王海经请我们吃中国馆子。他请我当“世界青年大会”的共产党代表。我很得意。我和锺书同到瑞士去,有我自己的身份,不是跟去的。
锺书和我随着一群共产党的代表一起行动。我们开会前夕,乘夜车到日内瓦。我们俩和陶行知同一个车厢,三人一夜谈到天亮。陶行知还带我走出车厢,在火车过道里,对着车外的天空,教我怎样用科学方法,指点天上的星星。
“世界青年大会”开会期间,我们两位大代表遇到可溜的会,一概逃会。我们在高低不平、窄狭难走的山路上,“探险”到莱蒙湖边,妄想绕湖一周。但愈走得远,湖面愈广,没法儿走一圈。
重要的会,我们并不溜。例如中国青年向世界青年致辞的会,我们都到会。上台发言的,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英文的讲稿,是钱锺书写的。发言的反应还不错。
我们从瑞士回巴黎,又在巴黎玩了一两星期。
当时我们有几位老同学和朋友在巴黎大学(Sorbonne)上学,如盛澄华就是我在清华同班上法文课的。据说我们如要在巴黎大学攻读学位,需有两年学历。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不妨趁早注册入学。所以我们在返回牛津之前,就托盛澄华为我们代办注册入学手续。一九三六年秋季始业,我们虽然身在牛津,却已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
达蕾女士这次租给我们的一套房间比上次的像样。我们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盘旋管儿。不过热水是电热的,一个月后,我们方知电账惊人,赶忙节约用热水。
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好在我当时是闲人,等孩子出世,带到法国,可以托出去。我们知道许多在巴黎上学的女学生有了孩子都托出去,或送托儿所,或寄养乡间。
锺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锺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锺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像。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锺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我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在低等动物,新生命的长成就是母体的消灭。我没有消灭,只是打了一个七折,什么都减退了。锺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我:“晚,季(季康,即杨绛——编者注)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锺书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
“要女的?”(她自己就是专家,普通病房的产妇全由她接生。)
锺书说:“要最好的。”
女院长就为我介绍了斯班斯大夫(DrSpence)。他家的花园洋房离我们的寓所不远。
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五月十二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十八日进产院,十九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
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
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
她们越发奇怪了。
“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
“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
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我还未十分清醒,无力说话,又昏昏睡去。
锺书这天来看了我四次。我是前一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我们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锺书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我见面。第二次来,知道我上了闷药,还没醒。第三次来见到了我;我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地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我已清醒。护士特为他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
锺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