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读后感（优秀3篇）》

西行漫记读后感 篇1

很早就在历史课本上听说过《西行漫记》这本书，但是好几年过去了，对于

它也只是仅仅停留在听说的阶段。近期利用这次活动的机会，我有幸拜读了这本流行了半个多世纪的著作，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尤其是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对中国共产党员的认识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本文作者斯诺以他充满热情和生动的笔触，记录了日渐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一点一滴，大到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论断、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小到党员和民众的言语神态，斯诺以他出色的纪实文学技巧记录了正在成长中的陕北苏区的一副立体而丰富的影像，让阅读者无不感到身临其境而为之动容。我为读到这样的情景而无比兴奋，我想我的兴奋丝毫不会亚于写这本书的新闻记者斯诺，他对毛泽东以及红军的一无所知就像我们对逝去的历史一无所知一样，我们已经厌烦那些重复播放、没有任何新意的说教题材电视剧，就像斯诺厌烦了国民党对红军做的诋毁报道，我们渴求真实的东西。《西行漫记》带给人们的就是真实的东西。这一本书出版之后风行各国，很多年轻人都是因为这本书而排除万难前往延安，投身革命。

不同于其他红色经典，这本书的内容如小说般精彩，而且是活生生的事实。用斯诺自己的话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一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

读这本书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人民对共产党的喜爱，体会到了曾经在课本上看了无数遍却一直无法深刻理解的为什么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我们的学生能够早一点接触这些真实的新闻通讯，而不是像嚼蜡一样苦咽没有任何感情的教科书，那么我们应该会多么的喜爱与崇拜先辈。《西行漫记》描绘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苏区，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韧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以及他们的领袖人物的伟大而平凡的精神风貌。苏区无疑是当时全国人民最能幸福生活的地方，当然这个人民指的是农民，而不是压迫者。压迫的取消，陋习弊端的消除，遥遥全国的识字率，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红军为什么能得民心。因为他们不抢劫、不胡乱杀人，他们尊重百姓、纪律严明、乐于帮忙，最重的一点，他们给予农民土地。在全中国乌云一片的情况下，这里独存光明，难怪有那么多知识份子，有那么多热血青年，抛弃原有的地位与财富，义无反顾的奔赴苏区。这时的苏区确实是个理想之地，是全中国最平等、最廉洁、最纯朴的地方。斯诺这样描写他见到的第一个贫民会主席“他好象同中国其他地方的胆怯的农民不属于一个族类，一双炯炯有神的快乐的眼睛含着一种挑战的神情，还有一定的吓人气派”。在斯诺看惯了的“消极的满足”的中国人中是“罕见”的，这种“神”让斯诺大为震动。他随后接触的那群经过长征红军战士也让他着迷，他这样写道“虽然几乎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也许是我所看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

中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这一种自信的感觉”。斯诺说：“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

红军和共产党那时绝对是一股充满生命力的优秀的力量：普通士兵的平均年龄是十九岁红军中军官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四岁。在红军指挥员中，有许多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生、张学良的“东北军”的前军官、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前国民军的军人、以及若干从法国、苏联、德国和英国美国回来的留学生。而他们的领袖们更是令人刮目相看，在我印象中，领导们年纪大都在六旬以上，很多人都戴着老花镜，总感觉有些死气沉沉，再对照斯诺的文字，反差太大了：1936年，朱德五十岁、毛泽东四十三、周恩来三十八、*二十九、杨尚昆二十九，彭德怀与贺龙也都不超过四十岁，超过六十岁的领导只有三个：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分别主管财政、教育。红军和他们的领袖们朝气勃勃，信念坚定，乐观且充满活力。共产党那时的领袖们，在斯诺的描述下我无一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是有气质，有风度，更是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前进的的一群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段传奇的经历，绝非凡人。正是斯诺的讲述让我原本对革命者冷冰冰的印象现在却鲜活起来。首先是毛泽东，他的经历是本书的一大重点，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个中国革命的故事。斯诺写到“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的艰难困苦的能力”。而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呢？很多人冬天怕冷放弃了甚至洗脸，早上能多睡就多睡，有多少人还想到要去磨练自己的意志呢？毛泽东从小就狂热的喜欢读书，他自己说“我如饥如渴地阅读凡是我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特别是大约18岁的时候，他在校六个月就退学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他非常认真地执行，坚持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在这段自修期间，他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他说：“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盂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与我们同样的年龄时，他的阅读质量和数量早已远远超过我们中的大多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毛泽东年轻时还登了泰山，看了孔墓，步行游历了湖南，在北海湾的冰上散步，沿着洞庭湖环行，绕保定府城墙走了一圈，《三国》上有名的徐州城墙，历也有盛名的南京城墙，他都环绕过一次。相比于毛泽东，朱德给我的震撼甚至更大，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很不熟悉朱德，虽然他的名声很大。朱德年龄比较大，经历更为丰富。他早年上过云南讲武堂，后来又参加同盟会，跟随蔡锷*清朝统治，19就是云南警察厅厅长？甚至他还染上过烟瘾。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失败和后来全国陷入劳民伤财的军阀混战，使他大失所望。他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更进一步，必须象俄国革命一样彻底，他从上海到北京再到上海不停地寻找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却一直无法取得联系，最后决定去德国研究军事学。搭船赴欧，经过新加坡和马赛，到了巴黎，最终在柏林

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柏林住了一年，学习德文，然后到哥丁根进了一所大学，修了两学期社会科学，出席世界学生大会，环游欧洲，到了苏联，在欧洲一共呆了四年，到一九二六年才回国。这些都与我原来对朱德的印象相差十万八千里。除此之外，还有年年得奖学金，法国英国德国都去过的周恩来；黄埔军校毕业战无不胜的*；九岁离家闯世界十七岁就带领饥民攻打粮仓的彭德怀；一把菜刀建立一个苏区的贺龙；留学到过日、美、苏三国，懂日语，能用英语演讲，俄语水平也很高的洛甫；徐海东、刘志丹、徐特立、林伯渠、左权许许多多优秀的领袖······

斯诺对这些中国共产党的年轻的领导人的采访，他们个人的经历，正像斯诺所说已不仅仅是他们的历史更是共产主义在中国如何成长，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记录。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甚至照耀世界。读《西行漫记》，我看到的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苏区，是为人民浴血奋战的红军，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优秀中国共产党领袖，是一群一心意义为了民族生存，为了祖国的未来不断拼搏不停奋斗的年轻人，更看到的是中国的希望那些藏在我们骨髓中到危难关头一定会爆发出来的昂扬斗志。我更深刻的理解了中国共产党能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并成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因。

西行漫记的读后感 篇2

很长时间没有认真地阅读一本课外的书了，明显感觉到了知识的匮乏和思维的浅薄。借着这次机会，拜读了斯诺的大作《西行漫记》，有一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感觉。

埃德加斯诺在1928年来到了中国，接触到了文化领袖鲁迅和宋庆龄。斯诺称“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千里迢迢越过战线到访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亲身经历了中国的红色革命，见证了中国革命的成长和成功，正如这本书的英文名字——《redstaroverchina》，即红星照耀中国。

这本书让我很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在西方人的视界里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是什么样的。我们已经习惯了党内的各式宣传和鼓吹，习惯了中国大地上善变的政治政策，然而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目睹这一切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呢？斯诺到访红色中国，正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次直接接触，也可以称之为思想碰撞。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帮助我全面的认清这个问题。

《西行漫记》讲述了斯诺在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和他进行的长时间对话，获得了珍贵的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来到了红白两军的前线，最后回到北平，把通讯报道会变成了这本书。书中记录了在战争年代里一个美国记者跨越两个世界的耳闻目睹，夹杂着独特的西方记者的思想，适时点拨着我的思考。

从少年先锋队到红军总司令，从普通的战士到革命领袖，斯诺对他们进行了丰富的描写。通过作者的描述革命者的特有品质让我们记忆深刻——“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通过作者的介绍，我们看到了伟人鲜为人知的侧面，对他的描写有“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让我们知道伟人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却是亲切近人的。从国民党的白区来到共产党的苏区，两种制度下的两种生活形成的鲜明对比，昭示了中国人民克服了消极的情绪，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地为未来美好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生活战斗着，昭示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现在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资本主义者主张的是性恶论，正是利用这种与生俱来的私心来追逐更大的利益；社会主义者恰恰相反，根除人性中的污点，从人之初性本善的角度上有大家共同努力谋求共同的幸福。我想这种对比在斯诺的心理甚是明了。斯诺来到中国的时候，正是红白两区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对黎民百姓的生动描写，让我意识到，现在虽然已经不是刀光剑影的时代，没有枪林弹雨没有惊心动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先辈们为了今天美好生活的付出，他们是从一个怎样恶劣的环境里挣脱出来，并且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红色的新的世界，一个红星照耀的中国。

《西行漫记》读后感优秀多篇 篇3

作为一个整天和公式与数字打交道的理科生，我对近代史的那么一点点了解估计就来源于那忘得差不多的枯燥的初中历史课本，所以，这样一本有趣的书让我在阅读时不仅不觉得无聊，反而充满了探知历史的好奇与兴奋。读完全书，总算对早期党史有了些许了解，这都归功于“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的本书作者--埃德加·斯诺。

1936年，中国国内形势剧变的一年，当年6月初，陕西驻扎的是与红军关系良好的张学良少帅的军队，斯诺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进入“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而与世隔绝”的红区的机会，于是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个机会把握在手中，他对职业负责与奉献的精神，不知当今众多无聊的狗仔队有何感想。这四个月的红区之行也没有让斯诺失望，他得到了当初那些“感到兴趣而未获解答的问题”的答案，《西行漫记》这本畅销世界同时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书也因此诞生。

四个月的西行里，斯诺既是一名记者，也是一名旅者，他详细记录下了“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的内容，同时也毫不吝啬笔墨地描写了他所见到的各色各样的人物。其中有红军与共产党的领袖：“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双眼炯炯有神”的毛泽东，“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的周恩来，“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喜欢说说笑笑，很有才智”的彭德怀，因骑马碰掉了两颗门牙的徐海东，“沉默谦虚、说话轻声、有点饱经沧桑”的朱德；有信仰坚定不畏牺牲的红军战士，有刚毅坚忍的红小鬼，有心地善良殷勤好客的农民。这些人物描写绝对不是单纯的一笔带过，斯诺通过它从侧面展现出了当时苏维埃社会与红军的物质精神状况。在写到毛泽东、徐海东等共产党领袖时，斯诺总是不忘提到南京对他们的悬赏，“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把那些鼎鼎大名的学员的首级赏格加起来总共超过二百万元”等等，这些几乎天价的赏格无疑表现出了西北红区已对国民政府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这些领袖仿佛事不关己“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的态度更显示出他们的自信与魅力，表现了苏区的团结一致。写到红军时，在第八章第六节“政治课”与第十章第二节“红小鬼”中，我们不难发现政治教育和讨论是每个红军战士每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重要程度不亚于身体的锻炼。“我们革命青年不能想到事情是不是困难或辛苦；我们只能想到我们面前的任务。如果要走一万里，我们就走一万里，如果要走二万里，我们就走二万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大家都有要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收复失地！”这是斯诺记录红军政治课上的几句对话，从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中可以看出红军的政治觉悟是很高的，当然这绝不是希特勒那样的政治理念煽动和灌输，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红军战士自己的意愿，而党将他们领导起来，帮助他们将意愿上升为政治觉悟，铸就了一支团结顽强“连蒋介石总司令自己的部下私下也承认的--从整体说来是那么无敌”的红军。写到农民时，在第六章第二节“死亡和捐税”中有一段作者亲眼目睹的悲惨情景，“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象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嶙，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这就是持续了约三年的西北大灾荒，对于“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的作者来说，最令他震撼的还并不是这，而是“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土地税和附加税达收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干扰赈济物资的运输”的军阀，若不是这些原因，百万生灵可以免于在饥饿与疾病中痛苦的死去。那么红军与共产党来到西北之后，农民的生活有了什么变化呢？大谈各种政治措施总是显得枯燥乏味，不如看看作者与农民谈话中一位十几岁的少年是怎么说的，“咱们国家以前有过免费学校吗？红军把无线电带来以前咱们听到过世界新闻吗？世界是怎么样的，有谁告诉过咱们？你说合作社没有布，但是咱们以前有过合作社吗？还有你的地，从前不是押给了王地主吗？我的姊姊三年前饿死了，但是自从红军来了以后，咱们不是有足够的粮食吃吗？你这说苦，但是如果咱们年轻人能学会识字，这就不算苦！咱们少先队学会开枪打汉奸和日本，这就不算苦！”这两个部分没有把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的政策进行直接的比较，而是通过农民自身的亲身经历与他们的意见强烈的地反映出了农民将红军与共产党“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作者就是这样把他在红区碰到的人物作为深入了解红区的最佳途径，在四个月的旅行中，红区的样貌因这些人物在斯诺脑中越发地清晰，而他对共产党以及共产党人的感情也越发真挚热烈。

本书一个让我很感兴趣的部分是第六章的第三节“苏维埃社会”与第四节“货币解剖”，“由于苏区从一开始起就得为生存而战，他们的主要任务一直是建设一个军事政治根据地，以便在更广泛、更深刻地规模上扩大革命因为我这个学期选修的经济方面的课程”，而这样一个军事政治根据地必然就是要以西北为基础展开建设，这个学期我选修了经济方面的课程，经济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的，西北的苏维埃社会也离不开经济建设，这和我以前所想的“红军只要顽强拼搏不畏牺牲，在人民的支持下就必定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是截然不同的。哪怕红军的游击战术再出神入化，作战再英勇神武，他们也不可能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获得最终的胜利，正如彭德怀总结的“只有巩固农村苏维埃中的根据地，只有掩护在群众之中，游击战才能带来革命的胜利。”

众所周知，西北在当时是很荒凉的(即使现在似乎也是如此)，共产党要怎样在这样一片黄土地上顶着白军不时偷袭围剿的压力建立起稳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呢？我在这里仅从经济方面做了一些探究。“西北没有任何有重要意义的机器工业”，“它主要是农业和畜牧区”，这就决定了这个苏维埃基本没有工业经济，基本全部依赖农牧业的发展，正是因为这一物质性的局限使得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实行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西北苏区的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社会主义的奇怪混合。”这样的概念让非经济专业的我们难以理解，故而从具体措施来看可能更好理解：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动员尽可能多的农民参加劳动生产以扩大生产力，通过合作化运动进行集体劳动，政府贷款帮助合作社发展，合作社组织群众辅助偷运工作以加大出境贸易等等，可惜的是本书关于经济的内容并不多，但是我们仍可以看出这些经济改革在当时无疑是一项创举，也基本达到了苏维埃经济的两个基本任务：“供养和装备红军，为贫苦农民济燃眉之急。”总之，战争是无法脱离经济而存在的，有时候，战争胜负甚至直接取决于经济上的强弱，所以我们关注近代史时，不妨研究一下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我相信一定有所裨益。

最后，作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红色世界，他把自己对共产党的看法及其未来局势的预测做了这样的总结“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来好象奄奄一息，可能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正如本书所证明的一样，如果说它证明了什么的话)，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不得不说，斯诺不是一名普通的记者，他对战争与政治的观察分析同样令人敬佩，就在这本书出版八年之后，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十二年之后，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