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过秦论原文及翻译（通用3篇）》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全文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下面是小编辛苦为大家带来的文言文过秦论原文及翻译（通用3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家。
解析 篇1
《过秦论》共有三篇。其中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是这第一篇。它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列为第二篇；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又把它单独附在《陈涉世家》的篇末。《汉书》《文选》也都选录了这一篇。今传贾谊所撰专著《新书》，当由后人搜辑而成，对此文则明确标出它是三篇中的“上篇”。在《史》《汉》《新书》《文选》四部书中，本篇凡五见，文章字句颇有出入。
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选了这篇《过秦论》（上），因此前人对它的评语也很多。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归纳大多数评论者的意见，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是古今第一篇气“盛”的文章。因此吴闿生的意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这篇小文就想先从气势充沛这一点谈起。
从语言的角度看，所谓气盛的文章，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人名，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还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比比皆是，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很盛。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使文章气盛的因素之一，是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本篇之所以以气盛为特点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我以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说理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说理，可以说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把字的篇幅概括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之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所以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事实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就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包涵了这许多东西，自然觉得文章饱满充沛，读起来思路自然而然跟着作者的笔锋走，那当然会显得气“盛”了；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是很有条理的，上来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你不由自主地会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他不中断，你就不能中断，他不节外生枝，你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本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理散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贾谊写这篇文章可以说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席卷天下”四句，“席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上都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都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的缘故。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到底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没有什么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下面我们再一段一段地简单分析一下。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事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等，愈写对方也就愈反衬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自信太强，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这里想侧重谈谈第3段。第3段开头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都没有。可是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之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就够了。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一点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必要的，也是学写作的人应予注意的。
前面说过，第3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还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和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愈写愈神气。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这就像给皮球或车轮打气，打到最大限度，再加上两下，自然球胎或轮胎就非爆裂不可了。然后一下子反跌下来，改从陈涉方面写起，却又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写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于是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贾谊在这篇杰作中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金圣叹在《才子古文》（历朝部分）卷二中对本篇加批语说：“《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之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补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这是说得相当扼要的。
应该承认，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好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因此，我们一面学会了怎样作文章，一面也借鉴了历史。我们读《过秦论》（上）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这个。
中篇 篇2
秦统一天下，吞并诸侯，临朝称帝，供养四海，天下的士人顺服的慕风向往，为什么会像这样呢？回答是：近古以来没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已经很久了。周王室力量微弱，五霸相继死去以后，天子的命令不能通行天下，因此诸侯凭着武力相征伐，强大的侵略弱小的，人多的欺凌人少的，战事不止，军民疲惫。如今秦皇南面称帝统治了天下，这就是在上有了天子啊。这样一来，那些可怜的百姓就都希望能靠他安身活命，没有谁不诚心景仰皇上，在这个时候，应该保住威权，稳定功业，是安定，是危败，关键就在于此了。
秦王怀着贪婪卑鄙之心，只想施展他个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民，抛弃仁政王道，树立个人权威，禁除诗书古籍，实行严刑酷法，把诡诈权势放在前头，把仁德信义丢在后头，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实行兼并，要重视诡诈和实力；安定国家，要重视顺时权变：这就是说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秦经历了战国到统一天下，它的路线没有改，他的政令没有变，这是它夺天下和保天下所用的方法没有不同。秦王孤身无辅却拥有天下，所以他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假使秦王能够考虑古代的情况，顺着商、周的道路，来制定实行自己的政策，那么后代即使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所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建立了国家，名号卓著，功业长久。
当今秦二世登上王位，普天之下没有人不伸长脖子盼着看一看他的政策。受冻的人穿上粗布短袄就觉得很好，挨饿的人吃上糟糠也觉得香甜。天下苦苦哀叫的百姓，正是新皇帝执政才能的表现。这就是说劳苦人民容易接受仁政。如果二世有一般君主的德行，任用忠贞贤能的人，君臣一心，为天下的苦难而忧心，丧服期间就改正先帝的过失，割地分民，封赏功臣的后代，封国立君，对天下的贤士以礼相待，把牢狱里的犯人放出来，免去刑戮，废除没收犯罪者妻子儿女为官家奴婢之类的杂乱刑罚，让被判刑的人各自返回家乡。打开仓库，散发钱财，以赈济孤独穷困的士人；减轻赋税，减少劳役，帮助百姓解除急困；简化法律，减少刑罚，给犯罪人以把握以后的机会，使天下的人都能自新，改变节操，修养品行，各自谨慎对待自身；满足万民的愿望，以威信仁德对待天下人，天下人就归附了。如果天下到处都欢欢喜喜安居乐业，唯恐发生变乱，那么即使有奸诈不轨的人，而民众没有背叛主上之心，图谋不轨的臣子也就无法掩饰他的奸诈，暴乱的阴谋就可以被阻止了。
二世不实行这种办法，破坏宗庙，残害百姓，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重新修建阿房宫，使刑罚更加繁(☆)多，杀戮更加严酷，官吏办事苛刻狠毒，赏罚不得当，赋税搜刮没有限度，国家的事务太多，官吏们都治理不过来；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于是奸险欺诈之事纷起，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很多，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连绵不断，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从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心中自危，身处穷苦之境，到处都不得安静，所以容易动乱。因此陈涉不凭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
所以古代圣王能洞察开端与结局的变化，知道生存与灭亡的关键，因此统治人民的方法，就是要专心致力于使他们安定罢了。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响应，得不到帮助力量了。所谓“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义，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坏事”，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尊贵到做了天子，富足到拥有天下，而自身却不能免于被杀戮，就是由于挽救倾覆局势的方法错了。这就是二世的错误。
过秦论课文简析 篇3
一、“过秦”与“颂秦”
顾名思义，《过秦论》应该是论述统一天下后秦统治者的政治得失，但文章的前半部分却用不吝笔墨“赞颂”了始皇之前的几位君主的辉煌业绩。孝公时“拱手而取”的强势，惠文、武、昭襄时“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的狂飙……这些似与“过秦”的主题相悖甚远。贾谊为何要做这样的处理呢？
秦国的强大始于孝公时的商鞅变法，从前３５９第一次变法到秦统一天下的前２２１年，几代君主经过１００多年的努力才实现了“包举宇内”的梦想。但１００多年的奋斗换来的“序八州而朝同列”的鼎盛国势，为什么仅仅过了十几年便“忽喇喇似大厦倾”？较之大一统的秦朝，孝公时的国力简直不堪比拟，但却所向披靡；惠文、武、昭襄时的秦国所面对的是九国的“戮力”抵抗，面对地广人众的九国，面对一比九的局势，秦国居然“开关延敌”，全不把九国放在眼里。这份潇洒，这份气势，“何其盛也”！但在拥有了整个天下后，“瓮牖绳枢之子”点燃的怒火就将这巍巍大秦帝国的广厦烧得顷刻倾圮。实力的对比，有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公式：陈涉＜九国＜秦国＜秦朝。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最小的老鼠却钻进了大象的鼻子搞了个天翻地覆，力量大小与结局之间实在有些“不合逻辑”。引发读者从表面的现象入手深入思考背后的原因，再在此基础上水到渠成地明确自己的。观点，这恰恰是贾谊的高明所在。
二、“仁义不施”与“攻守之势异也”
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教材无注，教师用书的翻译是“不施行仁义的政策而使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很多参考书亦持此说。这样的解释其实是禁不住推敲的。
对于“攻”与“守”，课下注解为：攻，指秦始皇和始皇以前攻打六国，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守，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此解甚是，但问题是，这种“攻”和“守”形势的变化是由于“仁义不施”而“导致”的吗？
贾谊在《过秦论》（中）有一句话：“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亲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变，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征服天下，当然要凭借诈术与武力（也包括暴力）；但治理天下，就要顺应形势而制定适宜的政策。夺取天下与治理天下应该用不同的方法。比如孝公，变法图强，奖励耕纸，崇尚军功，“外连衡而都诸侯”，这样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其目的是夺取天下，需要的是“实力”，有时也使用“诈力”；而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等看似是强固天下的手段，实则是为自己掘挖墓坑，因为治理天下是不能“骑在马上”的。可惜的是，始皇不明白这一点，他太相信“实力”的作用了。
秦灭亡六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没有“施行仁义”；统一天下后理应把天下百姓作为子民来安抚，但却依然“先诈力而后仁义”（重视欺诈与暴力而轻视仁义），也没有“施行仁义”。“仁义不施”并不是“攻守之势异也”的原因；恰恰相反，正因为“攻守之势异也”而秦统治者却“仁义不施”，这才是是秦灭亡的根本原因。
三、“过秦”与“讽汉”
秦统一后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对六国旧贵族和政治上的反对派残酷镇压，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文字，经略边疆，这些措施大多数是比较切合实际、符合历史进步趋势的。关于秦灭亡的原因，较流行的看法也与贾谊的“仁义不施”基本一致。贾谊在《过秦论》（中）中说：秦定天下之初，“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以仰上”，但事实上呢？繁重的徭役、沉重的赋税、残酷的刑罚使得饱经数百年战乱的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百姓被奴役欺压到无论如何也难逃一死的时候，“亡亦死，举大计亦死”，就会一呼百应，暴怒的潮水掀翻大船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贾谊写作《过秦论》的时候，秦已灭亡近３０年，但“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他希望当今的统治者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实际情况是，自汉立国至汉武帝初年５０多年间，汉所采取的基本上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国策，贾谊作《过秦论》时的汉文帝也是个难得的仁君，可以说，《过秦论》的背后现实批判的色彩是远远淡于苏洵的《六国论》的。当然，“过秦”的现实指向是“讽汉”，但这个“讽”，委婉含蓄地提出意见的意思，贾谊此文也只不过用自己的方式阐明一己之见，或者客观上可能有给皇帝提个醒儿的作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