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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过秦论原文及翻译(通用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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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全文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下面是小编辛苦为大家带来的文言文过秦论原文及翻译(通用3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家。

解析 篇1

《过秦论》共有三篇。其中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是这第一篇。它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列为第二篇;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又把它单独附在《陈涉世家》的篇末。《汉书》《文选》也都选录了这一篇。今传贾谊所撰专著《新书》,当由后人搜辑而成,对此文则明确标出它是三篇中的“上篇”。在《史》《汉》《新书》《文选》四部书中,本篇凡五见,文章字句颇有出入。

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选了这篇《过秦论》(上),因此前人对它的评语也很多。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归纳大多数评论者的意见,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是古今第一篇气“盛”的文章。因此吴闿生的意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这篇小文就想先从气势充沛这一点谈起。

从语言的角度看,所谓气盛的文章,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人名,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还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比比皆是,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很盛。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使文章气盛的因素之一,是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本篇之所以以气盛为特点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我以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说理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说理,可以说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把字的篇幅概括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之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所以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事实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就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包涵了这许多东西,自然觉得文章饱满充沛,读起来思路自然而然跟着作者的笔锋走,那当然会显得气“盛”了;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是很有条理的,上来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你不由自主地会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他不中断,你就不能中断,他不节外生枝,你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本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理散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贾谊写这篇文章可以说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席卷天下”四句,“席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上都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都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的缘故。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到底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没有什么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下面我们再一段一段地简单分析一下。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事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等,愈写对方也就愈反衬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自信太强,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这里想侧重谈谈第3段。第3段开头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都没有。可是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之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就够了。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一点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必要的,也是学写作的人应予注意的。

前面说过,第3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还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和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愈写愈神气。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这就像给皮球或车轮打气,打到最大限度,再加上两下,自然球胎或轮胎就非爆裂不可了。然后一下子反跌下来,改从陈涉方面写起,却又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写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于是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贾谊在这篇杰作中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金圣叹在《才子古文》(历朝部分)卷二中对本篇加批语说:“《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之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补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这是说得相当扼要的。

应该承认,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好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因此,我们一面学会了怎样作文章,一面也借鉴了历史。我们读《过秦论》(上)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这个。

中篇 篇2

秦统一天下,吞并诸侯,临朝称帝,供养四海,天下的士人顺服的慕风向往,为什么会像这样呢?回答是:近古以来没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已经很久了。周王室力量微弱,五霸相继死去以后,天子的命令不能通行天下,因此诸侯凭着武力相征伐,强大的侵略弱小的,人多的欺凌人少的,战事不止,军民疲惫。如今秦皇南面称帝统治了天下,这就是在上有了天子啊。这样一来,那些可怜的百姓就都希望能靠他安身活命,没有谁不诚心景仰皇上,在这个时候,应该保住威权,稳定功业,是安定,是危败,关键就在于此了。

秦王怀着贪婪卑鄙之心,只想施展他个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民,抛弃仁政王道,树立个人权威,禁除诗书古籍,实行严刑酷法,把诡诈权势放在前头,把仁德信义丢在后头,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实行兼并,要重视诡诈和实力;安定国家,要重视顺时权变:这就是说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秦经历了战国到统一天下,它的路线没有改,他的政令没有变,这是它夺天下和保天下所用的方法没有不同。秦王孤身无辅却拥有天下,所以他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假使秦王能够考虑古代的情况,顺着商、周的道路,来制定实行自己的政策,那么后代即使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所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建立了国家,名号卓著,功业长久。

当今秦二世登上王位,普天之下没有人不伸长脖子盼着看一看他的政策。受冻的人穿上粗布短袄就觉得很好,挨饿的人吃上糟糠也觉得香甜。天下苦苦哀叫的百姓,正是新皇帝执政才能的表现。这就是说劳苦人民容易接受仁政。如果二世有一般君主的德行,任用忠贞贤能的人,君臣一心,为天下的苦难而忧心,丧服期间就改正先帝的过失,割地分民,封赏功臣的后代,封国立君,对天下的贤士以礼相待,把牢狱里的犯人放出来,免去刑戮,废除没收犯罪者妻子儿女为官家奴婢之类的杂乱刑罚,让被判刑的人各自返回家乡。打开仓库,散发钱财,以赈济孤独穷困的士人;减轻赋税,减少劳役,帮助百姓解除急困;简化法律,减少刑罚,给犯罪人以把握以后的机会,使天下的人都能自新,改变节操,修养品行,各自谨慎对待自身;满足万民的愿望,以威信仁德对待天下人,天下人就归附了。如果天下到处都欢欢喜喜安居乐业,唯恐发生变乱,那么即使有奸诈不轨的人,而民众没有背叛主上之心,图谋不轨的臣子也就无法掩饰他的奸诈,暴乱的阴谋就可以被阻止了。

二世不实行这种办法,破坏宗庙,残害百姓,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重新修建阿房宫,使刑罚更加繁(☆)多,杀戮更加严酷,官吏办事苛刻狠毒,赏罚不得当,赋税搜刮没有限度,国家的事务太多,官吏们都治理不过来;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于是奸险欺诈之事纷起,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很多,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连绵不断,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从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心中自危,身处穷苦之境,到处都不得安静,所以容易动乱。因此陈涉不凭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

所以古代圣王能洞察开端与结局的变化,知道生存与灭亡的关键,因此统治人民的方法,就是要专心致力于使他们安定罢了。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响应,得不到帮助力量了。所谓“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义,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坏事”,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尊贵到做了天子,富足到拥有天下,而自身却不能免于被杀戮,就是由于挽救倾覆局势的方法错了。这就是二世的错误。

过秦论课文简析 篇3

一、“过秦”与“颂秦”

顾名思义,《过秦论》应该是论述统一天下后秦统治者的政治得失,但文章的前半部分却用不吝笔墨“赞颂”了始皇之前的几位君主的辉煌业绩。孝公时“拱手而取”的强势,惠文、武、昭襄时“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的狂飙……这些似与“过秦”的主题相悖甚远。贾谊为何要做这样的处理呢?

秦国的强大始于孝公时的商鞅变法,从前359第一次变法到秦统一天下的前221年,几代君主经过100多年的努力才实现了“包举宇内”的梦想。但100多年的奋斗换来的“序八州而朝同列”的鼎盛国势,为什么仅仅过了十几年便“忽喇喇似大厦倾”?较之大一统的秦朝,孝公时的国力简直不堪比拟,但却所向披靡;惠文、武、昭襄时的秦国所面对的是九国的“戮力”抵抗,面对地广人众的九国,面对一比九的局势,秦国居然“开关延敌”,全不把九国放在眼里。这份潇洒,这份气势,“何其盛也”!但在拥有了整个天下后,“瓮牖绳枢之子”点燃的怒火就将这巍巍大秦帝国的广厦烧得顷刻倾圮。实力的对比,有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公式:陈涉<九国<秦国<秦朝。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最小的老鼠却钻进了大象的鼻子搞了个天翻地覆,力量大小与结局之间实在有些“不合逻辑”。引发读者从表面的现象入手深入思考背后的原因,再在此基础上水到渠成地明确自己的。观点,这恰恰是贾谊的高明所在。

二、“仁义不施”与“攻守之势异也”

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教材无注,教师用书的翻译是“不施行仁义的政策而使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很多参考书亦持此说。这样的解释其实是禁不住推敲的。

对于“攻”与“守”,课下注解为:攻,指秦始皇和始皇以前攻打六国,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守,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此解甚是,但问题是,这种“攻”和“守”形势的变化是由于“仁义不施”而“导致”的吗?

贾谊在《过秦论》(中)有一句话:“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亲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变,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征服天下,当然要凭借诈术与武力(也包括暴力);但治理天下,就要顺应形势而制定适宜的政策。夺取天下与治理天下应该用不同的方法。比如孝公,变法图强,奖励耕纸,崇尚军功,“外连衡而都诸侯”,这样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其目的是夺取天下,需要的是“实力”,有时也使用“诈力”;而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等看似是强固天下的手段,实则是为自己掘挖墓坑,因为治理天下是不能“骑在马上”的。可惜的是,始皇不明白这一点,他太相信“实力”的作用了。

秦灭亡六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没有“施行仁义”;统一天下后理应把天下百姓作为子民来安抚,但却依然“先诈力而后仁义”(重视欺诈与暴力而轻视仁义),也没有“施行仁义”。“仁义不施”并不是“攻守之势异也”的原因;恰恰相反,正因为“攻守之势异也”而秦统治者却“仁义不施”,这才是是秦灭亡的根本原因。

三、“过秦”与“讽汉”

秦统一后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对六国旧贵族和政治上的反对派残酷镇压,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文字,经略边疆,这些措施大多数是比较切合实际、符合历史进步趋势的。关于秦灭亡的原因,较流行的看法也与贾谊的“仁义不施”基本一致。贾谊在《过秦论》(中)中说:秦定天下之初,“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以仰上”,但事实上呢?繁重的徭役、沉重的赋税、残酷的刑罚使得饱经数百年战乱的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百姓被奴役欺压到无论如何也难逃一死的时候,“亡亦死,举大计亦死”,就会一呼百应,暴怒的潮水掀翻大船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贾谊写作《过秦论》的时候,秦已灭亡近30年,但“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他希望当今的统治者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实际情况是,自汉立国至汉武帝初年50多年间,汉所采取的基本上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国策,贾谊作《过秦论》时的汉文帝也是个难得的仁君,可以说,《过秦论》的背后现实批判的色彩是远远淡于苏洵的《六国论》的。当然,“过秦”的现实指向是“讽汉”,但这个“讽”,委婉含蓄地提出意见的意思,贾谊此文也只不过用自己的方式阐明一己之见,或者客观上可能有给皇帝提个醒儿的作用罢了。